国家赔偿另案再审

昨日的庭审从上午9时一直持续到下午2时才休庭，原告方罗惊和韩萱的父母提出的“确认被告（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行政不作为成立，并提出国家赔偿”的要求，被法庭驳回。审判长宣布昨日开庭仅仅审理被告行政不作为是否成立，至于两家高达1000多万元的国家赔偿金问题，则需要另案再审。

对于这一突然改变，记者在旁听席上清楚地看到原告席上罗锦松、韩洪震以及案件的代理律师张起淮都显得相当意外，停顿了近一分钟，张起淮才代表原告方表示接受法庭的建议。

在休庭时，张起淮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于突然将两项请求分列成两个案子审理也觉得很疑惑：“虽然我们一直都是将认定被告不作为和国家赔偿一起提起诉讼的，但是法庭要将两个要求分开审理也不是不可以的。这样的作法有利也有弊。有利的是可以简化审讯程序，因为如果不作为不成立，就不存在国家赔偿，这样就不会做一些不必要的审理。有弊的是：加重了当事人的经济负担，他们必须不断地往返于北京和武汉之间。”

“危急”到底由谁判断

在长达5个小时的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论的焦点集中在到底由谁判断是否属于“情况危急”的状态：是报警人还是出警民警。原告方认为：案发当日，罗惊和韩萱的朋友刘然、刘衡丽等在选择报警后，已经对出警民警表示了两名原告有可能在房中，并煤气中毒的信息。他们在觉得有危急情况出现时，选择了报警。但当事警察却没有采取破门、寻找房东电话等一系列应急措施，导致罗惊和韩萱在报警后9个小时才被发现，延误了治疗时机。

而被告方则以5名当庭证人证词不一致为由表示：就连报警人都不能肯定当时两名女孩是否在屋内、是否煤气中毒。因此警方也不能因此作出情况是否危急的判断。在情况不明时，强行开门会损害房东利益以及罗惊和韩萱租住权等问题。

对于被告方的观点，原告两家长情绪激动，罗锦松在提到去世的女儿时，当庭落泪，而罗惊的妈妈在旁听席上，更是数次控制不住情绪。韩洪震哭着说：“我的女儿在生死线上挣扎，如果当初你们能尽到保护公民的义务，我的孩子不会这样，两个孩子都不会这样。”张起淮律师当庭比喻：“如果有人报警说剧院有炸弹，难道警方也要报警人找出炸弹才疏散观众吗？”

原告指认某些证据不真实

早已经将4组27份共100多页的证据，提供给法庭和被告方的张起淮律师，直到7日上午才看到由被告方提供的两份证据，即证人刘然、斐国爱在案发后的笔录。但原告方均认为两份证据有不真实的地方。昨日，在法庭上刘然当庭指认，在被告方所出示的笔录上所添加的最后一句话，不是自己写的。也就是当庭指认了部分证据的不真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