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以来，“环境权”这一概念频繁出现在法律文献和学者著作中。在欧洲发达国家，逐渐显露出这样一种发展趋势：在环境权领域，注重和强调道德和精神取向的环境共享权，越来越严格地限制财产和物质取向的个人权利，并通过创制一系列新的程序工具来保障环境共享权的实现。在这一发展趋势中，出现了“未来人环境权”、“公民环境权”、“人民(环境)权” 、“良好环境权” 、“洁净空气和洁净水权”、“环境问题上公众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土著人环境权”、“儿童环境权” 、“妇女环境权”等环境共享权术语。 此外，欧洲学者普遍从“人权”角度阐释环境权，并使环境权、传统民商法上的个人财产权(如放牧权、狩猎权、山林权、采矿权、水权、土地所有权、他物权等)和人权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例如，“当今和后世的每一个人”在“适宜于他/她的健康和福利的环境中生活的权利” 是哪一类型的权利?“为了人类、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健康与福利”， 或者“保护人类、动物和植物，他们的生态区域和栖息地不受公害的不利影响，以及维护土壤的生产力” 意味着什么?这些，已经明显地与过去的法律传统有了很大的不同。这种不同，导致了许多有争议的“法律主体”和权利持有者的出现，包括公民、个人、人类、人民、各族人民、土著民、妇女、儿童、当代人、未来人，甚至作为一个整体的“人类、动物与植物”等，并给欧洲法学界带来了一连串有趣的争论。同时，在环境问题上，在欧盟、北欧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公民的个人权利在环境法理念指导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

　　一、公民环境权的两种类型

　　(一)人权、环境权和环境程序权利的关系

　　许多欧洲学者认为，环境权是人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一般而言，欧洲学者倾向于从人权的角度来解释环境权。实际上，确实有某些因素将人权、环境权和环境方面的程序权密切联系在一起。因此，弄清这些权利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对欧洲发达国家环境法中存在的公民环境权进行重新分类。

　　1.人权促进了环境权的发展

　　很明显，近几十年来，国际人权公约对环境权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发展环境权的概念和拓展环境权的范围方面，欧洲法学界的学者们运用已有人权公约给予了很多阐释。举例来说，R.R.丘吉尔通过研读国际人权公约，发现了许多环境权来源于人权的线索。

　　根据丘吉尔的发现，包含“公民的和政治的”环境权的条约有：《关于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关于人权的欧洲公约》(1950)、《关于人权的美洲公约》(1969)以及《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1981)。这些人权公约中的环境权包括了生命权(引伸为国家应该采取积极的措施减少环境问题给生命带来的风险)、任何人的住宅和财产不受干涉的权利(引伸为避免环境噪声和其他相邻妨碍)、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引伸为有反对国家的损害环境的计划的诉讼权利)以及信息自由(引伸为有获得环境方面的信息的权利)。丘吉尔希望能够通过司法实践中的示例来验证“接受公正审判的权利”中隐含了环境权，但他未能如意。

　　与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环境权有关的条约包括：《关于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欧洲社会宪章》(1961)和《关于人权的美洲公约的协议》(1988)。从这些条约中，丘吉尔找到了有益健康的环境权、良好的工作环境权、良好的生活条件权和健康权。

　　其实，按照丘吉尔的这种研究思路，还可以在《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1981)中，找到一组所谓“第三代人权”(“第一代人权”是法兰西革命时代倡导的个人权利，“第二代人权”是资本主义进入高度垄断以后出现的普遍的社会权利)，即“发展权”、“和平权”和“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在这里，“一个普遍令人满意的环境的权利”的表述有些不同于“一个有益健康的或良好的环境权”;而“发展权”与“可持续发展权”的表达方式则相当不同。另外，在欧盟，还一度存在“可持续增长”(sustainable growth) 的提法，并受到学者们的批评。但是，这一提法在《1997阿姆斯特丹条约》第2条中被“可持续发展”一词所取代。《关于人权和人民权利的非洲宪章》中的发展权，首要的和最基本的是指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存权，在这些国家，生存权成了生命权和健康权的前提。而在欧洲发达国家，“可持续发展”意味着同时包括了当代人和未来世代人的发展权。所以，发展中国家提倡的“发展权”也许隐含着对未来世代人的环境权的某种可能的侵犯。

　　2. 不应将环境权看做人权的一部分

　　人权可以有不同的定义和解释。从最广义上说，人权意味着所有个体的人所享有的法律权利和政治权利的所有方面。如果环境权是人权的一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法律界几乎找不到一条可以共同遵守的环境法原则。事实上，人权已经成为了一个最有争议的概念，各国法律工作者和政府官员对此都坚持各自的观点，作出各自的解释。从世界范围来看，根据不同社会条件和文化背景，各国在人权问题上的分歧很大。正如挪威环境法教授汉斯·克里斯蒂安·布葛(Hans Chr. Bugge)先生所指出的，“东方和西方基于两种社会制度区分而对人权所作出的不同的解释，也许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的隔阂。公民和政治权利是西方民主自由价值的遗产，而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更符合前福利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 当人们在国际环境法中以各自的方式解释人权的时候，许多实际问题就出现了。例如，人权也可以成为发展中国家滥用自然资源的一个很好的借口。另一方面，如果在国际法层面上将环境权当作人权的一个部分，也许不得不将所有国际环境宣言和公约都当作是国际人权宣言和公约。那么，法律部门的界限也将不会存在。所以，将人权理论引入环境权的研究之中并将环境权作为人权的一部分，不但无助于环境权理论的发展，反而会造成更多的理论混乱。

　　3.环境权使得人权的内容更为丰富

　　严格来说，人权是国际人权公约所提出的那些权利。考虑到当今人权的许多领域依赖于环境或者与环境相关，环境权会部分地被人权所包含或者与人权有关联。这并不奇怪，因为人权与环境的联系是非常紧密的。人权不可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所有民族都用他们特殊的政治、文化经验和国家实践为人权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实际上，包括环境权在内的所有种类的法律权利在很大的范围内丰富着人权。

　　4.国际法中的所有权利都与环境和人权两者有关

　　环境是人类活动的舞台，而人权是人人所需要的基本权利。因此，国际法中的全部权利不可避免地与环境和人权两者都有关联。例如，当谈论妇女权利时，指的是诸如妇女利用土地的权利、参与政府决策的权利、工作的权利、娱乐休闲的权利等。人权并不是处在高于其他权利的效力地位之上的一种权利。换言之，其他具体权利并不从属于人权。事实上，在一个具有逻辑性的法律体系中，所有种类的权利都是相关的。但是，不同部门法中的权利界限是十分清楚的。

　　5.环境程序权不应纳入实体环境权，而属于实现环境权的特殊程序工具

　　作为一个权利分支，环境权需要受到有效的程序工具的保障。这与其他法律部门中的实体权利没有什么不同。如果权利持有者不能得到足够的可操作性程序权利来维护其权利，一旦权利受到决策者或者其他权利持有者的实际或者潜在的侵犯，就很有可能丧失其实体权利。将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的程序权利放在环境权菜单中，是不合适的。在一定的法律体系中，程序权利是一组独立的权利，有一系列特殊的规则、原则和技巧。当然，在一个特定的情形下，也许也需要一部特别程序法;作为一种立法技术，某些特殊的程序条款也可能被附带规定在实体法中。因此，在有些特殊问题上可以存在特殊的程序权利。同样道理，《阿尔胡斯条约》(1998)中规定的公众在环境问题上获得信息、参与决策与获得司法救济权是环境问题上的特殊程序权利。不管怎样，它们仍然属于程序法上的程序权利而不属于环境法中的环境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