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公权力滥用的事件屡屡见诸新闻媒体，钓鱼执法、邓玉娇事件等已成为人们熟知的案例。如何限制公权力对公民权利的侵害?如何对公权力进行有效监督?人们常常从法制建设是否完备的角度来考虑，但是在清华大学法学院冯象教授看来，法律之上，对于公权力还有更为严格的职业伦理和政治伦理的要求，而伦理精神，恰是我们这三十年改革所忽视的东西。

　　黄晓峰

　　在您看来，这些滥用公权力的事件，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冯象：所谓“公权力”，是一句学界的行话切口，把官场腐败抽象化，用来跟另一个抽象概念“个人权利”对照。后者又往往理解成国家通过立法，规定公民享有的人身、财产和社会文化等权利，而政府对之负有依法保护的责任。三十年法制建设，天天这么宣传，通称“普法”。然而，这么说容易遮蔽一个事实，就是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各样权利和自由，不一定是根据法律产生的，有好些立法之前就在那儿了，像各地的风俗习惯，自古以来“天经地义”的大小事儿。这些自由并非法律赋予的权利，不能简单地视为立法上的空白，随便取消。比如，父母给孩子取名，用生僻字，政府该不该管?我写过文章讨论这事。

　　还有你们媒体，时不时喜欢唠叨，缺一部“新闻法”哪。仿佛婆婆管得还不够多似的。其实新闻立法，有《宪法》上那一条自由足够了，剩下的只是司法解释、案例分析和学理探讨的问题。做成单行法规，不论由全国人大来制定，还是交到行政主管部门手里，都极易限制言论自由，反而使得一些不利于言论自由及媒体“松绑”的做法合法化了。套用“公权力”这个委婉语，那就是，立法越多，公权力越大，越能合法地干涉老百姓传统上一直享有的一些自由，以及因为科学技术发展而获得的新的自由、新的权利。互联网就是一个例子。互联网当然需要管理，诈骗赌博、虚假广告、儿童色情网站之类，不管不行。但如果法网太密，一天到晚监控，便会妨碍用户的隐私权与公共利益。如此法治，实属公权力扩张的一条捷径。立法既可以保障公民权益，也能限制甚至侵害公民权益，这是全社会应当十分警觉的。

　　接下来的问题便是，怎样平衡社会各阶层 / 集团不同的利益。行政部门有他们关心的问题，被监管行业有自身的利益，此外，还有公共利益。公共利益同前面两方的利益有时重合，有时矛盾。立法，便需要有一个民主程序来保证各方的声音都能够发出来。这一点，有几部法规做得好，如修订《婚姻法》。《物权法》也还可以，拖了几年，让人听见尖锐的批评;有些就匆促了，只照顾相关利益集团，忽视了公众的利益。然后两个环节，就是执法和司法。因为立法技术的成熟，纸面上兼顾各方利益，不等于实际执法、司法就有效能。腐败猖獗的地方，立法再怎么完善，执法、司法也好不了。问题出在执法与司法队伍本身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