狗牌照的有效期限是3年，且费用低廉，由授权公职人员植入晶片和施种疫苗的狗只的牌照费用是80港币;由授权的私人执业兽医植入晶片及施种疫苗的狗只的牌照费用是46港币外加额外的服务费。由于手续简便、费用低廉、服务到位，加上高额的罚款，香港很少有市民选择让宠物成为“黑户”。一旦宠物上了牌照，意味着已经植入了晶片，根据编号就可以查找到主人的资料，不仅避免狗走失或者被遗弃，也为政府部门实施行政管理提供了不少便利。

　　要避免尴尬，政府还要善于发动社会自治力量。面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社会，政府的行政权力介入社会生活，有时不能缺位，如环保、交通;有时不能越位，如公民私域生活;但也不能事无巨细，事必躬亲，无孔不入。一方面，全能政府模式只会加重行政成本负担，降低行政管理效率;好钢用在刀刃上，一个现代化的政府，应当把有限的公共资源以效益最大化的方式投入到最需要的领域;另一方面，这也不利于公民社会的发展和社会自治的形成。

　　在处理养犬等利益博弈激烈的问题上，政府行政权的介入应和社会自治力量有机结合起来。政府既要提供打疫苗等必要服务、加强对烈性犬的管理、划定宠物禁止进入的公共区域等，又要充分发挥业主委员会等社区组织、宠物协会等社会组织的作用，引导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学习、掌握自治的本领，当出现不同群体的利益冲突时，学会以谈判、协调、互谅、让步的方式化解矛盾和冲突。这种“柔性化”的管理方式，可以避免地方立法和行政管理“一刀切”的简单化方式，充分考虑不同社区、人群的特点，通过自治来体现特色、回应诉求;还可以通过举办各种类型的公益活动，消除养犬家庭和不养犬家庭之间的隔阂，营造人与动物和谐相处的社区环境。

　　要避免尴尬，还要充分考虑现有的制度资源以及市民自律的道德力量。对于前者，已经实施的通则和最高立法机关正在审议的侵权责任法，都对饲养动物致人损害作出了明确规定，民事侵权责任不仅是事后救济机制，也有利于事前的预防，提示饲养宠物的家庭尽到必要的注意义务、规避相应的风险。再比如现行的保险法，也给宠物责任险留下了必要的制度空间，通过保险来分担和化解风险，也可以协调养犬市民和不养犬市民的利益冲突。对于后者，可能比一部规范养犬的法规来得更加重要，因为再严格的执法也比不上市民自律的效果好。人与动物和谐相处，本身就是社会文明的一种体现，而市民之间就养犬问题的互相体谅和理解，更是社会进步的重要表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