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责任（product liability）是侵权法的一个部分。随着工业技术和现代化的发展，现代民用产品，如家电、汽车、电脑等，渐渐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对这些产品的广泛需求，又使得它们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纵观经济的发展，我们会发现，产品责任的认定，是随着经济发展各个阶段而变化的。通常，在经济发展初期，为了鼓励新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产品责任认定大多偏向“过失责任认定”（negligent liability），即在产品侵权案件的裁定中，除非证明产品设计存在过失，同时消费者自身在使用或操作产品过程中无过失，法院一般裁定产品生产者不承担侵权责任。在这样的裁定中，由于法院将一个十分困难、十分昂贵的举证责任分配给力量薄弱的个体，无异于传递给产品生产者一个信息，那就是：在生产过程中，只需考虑市场供需关系，而不必考虑产品的社会外部性（externalities）成本。这样裁定的结果，大大降低了新产品的开发成本，十分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会对社会总体福利产生不利影响。

　　在这里，产品的社会外部性成本的大小，在消费者权利认定范围中体现，即体现在社会福利（social welfare）的大小范围。两者之间是一个矛盾的关系：产品造成的社会外部性成本大，消费者福利就小；反之，要求产品通过内部化减小社会外部性成本之后，消费者福利就大。

　　也许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认为如果产品生产者不考虑消费者的利益，消费者自然就会慢慢抛弃他们的产品。因此，即使法律在产品责任案件裁定中采用“产品过失责任认定”，生产者从市场出发，考虑自身的利益，也同样会考虑将产品生产的外部性成本降到最低。

　　这里，需要指出来的是，虽然说产品责任的“过失责任认定”无疑在告诉生产者忽略社会的外部性成本，但是我们应当将生产者对市场反馈因素的考虑本身，视为市场供需关系的一部分。法律的经济分析，并不将个人权利作为一个考虑因素，而是纯粹考虑如何通过法律提高经济效率，纯粹考虑法律对经济的影响。法律的经济分析认为，任何个人权利都可以经济量化，因此，考虑经济因素完全可以做到保障个人权益。因为当法律将经济作为杠杆时，经济中“无形的手”会自然调节经济与个人权益的关系。注意，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是法律对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反过来利用经济规律指导法律制定的尺度，以使法律指导经济发展的走向，并同时保障社会福利。在这个分析过程中，个人权益应当被视为社会福利的一部分。

　　上述解释，事实上正好印证反对者的观点。因此，进一步的解释十分必要。

　　我们知道，严格的法律经济分析是基于一个理想的经济环境。在这个环境中，没有不完全竞争现象，也没有“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等因素的存在。但现实是，尤其是在经济发展初期，市场往往还达不到完全竞争条件。供需关系之间的互动，因为不完全竞争而时间滞后，或有时候经济根本就没有达到供需平衡。因此，严格说来，在一个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市场中，法律的经济分析会导致错误的法律经济分析结论（并非错误的结论）。

　　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社会福利要求在考虑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尽可能重视个人权益。这种情况下，对产品责任往往采取“比较责任认定”（comparative liability），即比较生产者方面应当承担的责任与消费者使用或操作方面的过失。生产者应当承担的责任包括产品设计方面的欠缺、改进的可能性以及改进的可行性（包括技术和成本两个方面的可行性）。之后，根据生产者责任与消费者过失比例确定事故责任。在这种责任认定中，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比较大，法律的经济分析对法官裁定某一具体案件的帮助也比较大。

　　及至技术发展成熟，经济也走向了繁荣，个体权利的重要性相比起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重要。这时，对于产品责任的认定，渐渐走向“严格责任认定”（strict liability），即只要证明产品设计不合理，同时存在更为合理且有可操作性的设计方案，无论消费者过失与否，由产品生产者承担产品责任。注意，这里并不需要证明设计有错误，而只要求证明设计不合理。什么是合理的标准，是案件裁定的关键。这样的裁定，无疑给生产者传递一个信息，那就是产品生产必须尽可能地将社会外部化成本内部化，以实现最大限度保障社会福利的国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