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在解释死者近亲属求偿权之基础时，旧有的学说皆不足取，则重新构建一科学的求偿权基础理论就是必须的了。笔者认为，为达此目的，需从以下两方面着手：

　　（一）死者之人格利益应由公法保护

　　通观旧有的学说，我们不难发现各学说都是从一开始就确立了一个前提，即求偿权只能由死者先行获得。正是此前提导致各学说在理论上的不圆满。产生这种情况的根源在于人们固有的观念：死者生命权既已遭到侵害，则其取得民事赔偿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观念并不正确。

　　死者生命丧失的是非曲直应由公法作出裁判，而不是对加害人科以私法上的责任，由其以金钱赔偿的方式了结。相反，仅仅只由加害人赔偿金钱达不到法律对生命权保护的目的。换言之，私法在对生命本体的救济上是无能为力的，这是因为：

　　（1）生命权的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之必要

　　公私法的划分由来已久，已成为大陆法系基础性的观念。虽公私法的分类标准有主体说、意思说、利益说等诸种学说，各学说聚讼纷纭，但透过各学说表面的争执，“亦不难发现划分公私法的大体规律”，（注：梁慧星：《民法总论》，法律出版社1996年版，第28页。）即公法以公权力对事关国家、社会利益的事务进行调整，而私法局限于对平等的私法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进行调整。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生命体现着最高的人格利益，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性权利。具有终极意义的生命权已超出了个人意思自治的领域，“生命权的生命利益支配权是有限制的”；（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从社会的角度观之，生命权所承载的生命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而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社会最宝贵的资源。“人的生命同社会利益和国家利益紧密相关”，（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9页。）非法剥夺一个人生命的行为，在侵害个人生命权的同时也侵犯了社会秩序与国家利益，是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挑战。故此，应由公法凭藉国家强制力对侵害生命权的行为作出处罚，以一体保护个人、社会、国家三者的利益。

　　（2）生命权的固有特性决定民法救济之不能

　　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存在权利的主体为前提。而“生命权则非有死亡发生，不能认为受侵害”，（注：龙显铭：《私法上人格权之保护》，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400页。）当生命权受到侵害时，生命权的主体已死亡，死者无民事权利能力，所以无从取得权利以要求民法提供保护。在此情况下，民法对生命权的保护已失去了保护对象。并且民法对权利的保护以补偿受害人的损失为首要目的，而生命的丧失却是无法补偿的，因为“生命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注：汤海庆：《生命健康权研究》，载《当前民法经济法的热点问题》，人民法院出版社1995年版。）且生命也没有法律的替换品或代替物。

　　故而，对生命权的保护，与其在民法的悖论中绕圈子，不如正本清源，将此任务归还公法，即“死亡公民的人格利益，应由公法来保护。”（注：薛虹：《非财产损害刍议》，载《现代法学》1994年第5期。）

　　（3）民法仍应规定生命权

　　生命权为自然人享有各种人身权的基础，对整个人身权体系的完整意义重大，缺失了生命权的人身权体系将是残缺而不周延的。故体系的合理性决定了民法对生命权仍应给予一般性的抽象确认。

　　（二）死者之近亲属因直接遭受侵害而取得求偿权

　　死者近亲属所享有的赔偿请求权来源于其自身权利遭到侵害而受有损失的事实，这才是死者的近亲属求偿权的基础。这既是生命权之法律保护的必然延伸，也是独立民事主体之亲属身份权的直接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