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抚金，本指“非财产上损害之金钱赔偿”，（注：王泽鉴：《慰抚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46、272页。）但在我国民法理论上，慰抚金一般是指侵害公民身体权、健康权、生命权，对受害人及其近亲属给付相当金额，以赔偿精神损害的制度。（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我国目前法律法规在对死者近亲属应得慰抚金的规定方面，存有如下不足：

　　（1）基本法的缺位

　　自然人的死亡，带给其近亲属的损害，客观上既表现为近亲属身份权遭到侵害，财产受有损失；又表现为近亲属因此而产生的巨大精神痛苦，如伤心、悲痛、心情郁闷，甚或悲痛欲绝。故而“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所受精神上之痛苦，实较普通权利被侵害时为甚，自不可不给与相当金额，以资慰抚”。（注：何孝元：《损害赔偿之研究》，转引自杨立新：《人身权法论》，第239页。）

　　虽然给付慰抚金仅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注：《德国民法典》第253条：非财产上损害，以法律有规定者为限，得请求赔偿相当金额；《瑞士民法典》第28条：关于非财产损害赔偿，仅于法律设有规定时，始得请求。引自王泽鉴：《慰抚金》。）但给与死者近亲属以慰抚金却是各国通行做法。如台湾地区民法第194条规定：“不法侵害他人致死者，被害人之父、母、子、女及配偶，虽非财产上之损害，亦得请求赔偿相当之金额”；在法国，“对于侵害生命权近亲慰抚金赔偿，法国判例广泛保护精神上之利益，对于因近亲属被杀而生之精神痛苦，概命支付之。”（注：杨立新：《人身权法论》，中国检察出版社1996年版，第406、页。）

　　我国民事基本法《民法通则》虽然规定了精神损害赔偿，但却不适用于生命权遭侵害对死者近亲属进行救济的场合。王利明先生认为：既然名誉权受到损害可以要求赔偿，生命健康权受侵害引起的精神损害更应该给予赔偿。（注：邸志坚：《安抚受伤的心灵》，载《法制博览》1997年第6期。）《民法通则》在此问题上的空白，对一体适用慰抚金制度造成了极大障碍，阻止了对死者近亲属保护水平的提高。

　　（2）已有规定之质疑

　　前文列举的第二种赔偿类型中的死亡赔偿金，学者多认其性质是“侵害生命权的慰抚金赔偿”。（注：参见王利明、杨立新、姚辉编著：《人格权法》，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216页。）但由于四个法规中，其名称并不统一，法规对其性质也没有明确的界定，所以作出其他解释亦无不可。特别是《国家赔偿法》第27条的规定，由于该条缺少对医疗、护理费等常规赔偿项目的规定，又将死亡赔偿金与丧葬费一并计算，故将死亡赔偿金认定为慰抚金，实不无疑问。其实，从死亡赔偿金、死亡补偿费、抚恤费的实际功能而论，将其定义为对受害人近亲属财产损失的赔偿亦言之成理。所以为建立完整的慰抚金制度，需统一各法的赔偿名称，以统一采“慰抚金”为宜。

　　（3）数额确定不合理

　　社会情况变化万千，各个家庭的状况互有不同，家人的感情有深浅之分，各人在家庭中所处地位也相互有别，凡此种种，都决定自然人的死亡给其近亲属所带来的精神痛苦程度是不一的。相应的，慰抚金的数额也就不应是一个固定的常数。从慰抚金所欲达到的目的而论，其数额应依精神痛苦的程度定夺，故“于算定赔偿金额时，应综合斟酌一切事情。”（注：王泽鉴：《慰抚金》，载《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二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72页。）

　　但我国确定死亡赔偿金数额的方法，在《国家赔偿法》中是依“上年度职工年平均工资的20倍”，在《处理办法》中是“事故发生地年平均生活费的10倍”，虽然死亡赔偿金随死者年龄的大小而不同，但在具体事件中，赔偿数额总是确定的，并且这种确定性排斥了任何的主观因素。这种方法过于僵硬，与设立慰抚金之初衷相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