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人证言是诉讼中最为主要的证据之一。我国三大诉讼法都规定，知道案件情况的人有作证的义务。但是，笔者近日在法院调研的结果显示，目前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率大约为20％，而刑事案件证人的出庭率则不到5％。证人拒绝出庭，症结何在？有人认为这主要是因为我国诉讼法对证人作证义务的规定缺乏刚性、证人怠于履行义务不会受到制裁所致，因此建议强制证人到庭，对拒证证人实行各种惩罚措施。

　　笔者并不反对强化证人义务。但是，如果问题这么容易解决，证人出庭难问题也不会成为庭审改革的“瓶颈”了。一味强调证人义务，效果可能适得其反。证人拒绝作证主要原因是什么？我们也许抱怨证人的道德素质不高，没有作证的正义感，我们也许归咎于证人的法律意识不强，没有作证的义务感，但是，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在强调证人作证义务的同时，我们往往忽视了证人权利的保障。没有经济补偿，证人可能不愿“舍己为人”；后顾之忧不解决，证人可能不敢“见义勇为”！纵观国外证人制度的规定，无不有证人安全保护权、证人经济补偿权以及证人特免权的规定，而我国诉讼法中除了对证人保护有一两条非常原则的规定外，对于证人的其他权利似乎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从法理上说，权利和义务是统一的，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义务，或者只承担义务而不能享受权利，都不是法律生活的常态。但在我国的诉讼制度中，证人事实上仅仅是义务的主体，他只有作证的义务而没有相应的权利。在法院需要证人作证的时候，证人成为法官查明案件事实的“工具”，在利用完之后，证人被草草打发，无人问津。在现实生活中，作证的证人被恐吓甚至受到报复而求助无门的现象不时发生，令人心有余悸。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法律对证人权利保障的“疲软”状况使证人“视法如畏途”。诚如丹宁勋爵所言：“没有一种法律制度有正当理由能强迫证人作证，而在发现证人作证受到侵害时又拒绝给予援助。采用一切可行的手段来保护证人是法庭的职责。否则整个法律诉讼就会一钱不值。”他大声疾呼，“假如案件一结束，证人就要受到那些不喜欢他作证的人的报复，那么还能指望证人自由地和坦率地提供他们应当提供的证言吗？”不幸的是，我们正在陷入他所担忧的怪圈。对证人权利的严重忽视，乃是我国证人制度中的一个痼疾。

　　笔者认为，我国的证人制度亟待明确和完善证人的三种权利。其一为安全保护权，这是证人特别是刑事案件中的证人作证的最大顾虑。现行法律仅仅规定对打击报复证人罪的事后惩罚是不够的，证人安全感的产生关键在于预防，尤其是重大的刑事案件、有组织犯罪案件、黑社会案件，更应当做好证人的保护工作，证人的身份和住址应当保密，必要的时候可以效仿国外实行证人贴身保护；事后的保护也需要加强，在经济许可的条件下可以实行证人移居制度。对于恐吓证人及其近亲属的行为，应当及时制止，并追究相关责任。其二是经济补偿权。对于证人作证的误工费、交通费、住宿费等，应当由法院给予必要的补偿，对于证人因为作证而遭受的其他损失，如被告人的打击报复造成的人身伤害和物质损失，应当参照《国家赔偿法》的有关规定执行。其三是证人免证权，在这方面我国法律规定基本上是空白。在国外，证人基于特定身份（如夫－妻关系、律师－委托人关系、医生－病人关系以及公务人员）享有拒绝作证的特权，乃是证据制度最重要的原则之一。这是保护某些重大的社会关系稳定的需要，是追求实体真实在重大社会价值面前的必要让步。去年5月份出台的证据法草案（专家建议稿）设置了亲属间、职业秘密和公务秘密三种免证权。这是一个可喜的进步，也是对传统证据观念的一个冲击。从某种程度上说，证人权利的保障，其障碍首先不在于制度上，而在于观念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