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作为不当得利类别之一，在整体上必须符合不当得利的一般规定，即“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并致他人损害”。但是，依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在构成要件上，又必然有自身特定的要求。

　　1. 因侵害他人权益而受益

　　(1)“侵害”的含义

　　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侵害”是否要求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要有法律上可资的非难性，如前所述，不当得利之规范目的在于取除侵害人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的利益，因此，侵害是否具有违法性，侵害人在主观上是否具有故意或过失，均非所问，于侵害不当得利，其侵害之“违法性”并非要件，而是偶然性特征。[3](2)“权益”之理解

　　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权益”作何解释，其范围如何，是否要求有一定限制，是否所有被侵害的“权益”，在其他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可成立权益侵害不当得利，如我们前文提到的不正当竞争，是否构成不当得利。本文认为该权益应有一定之限制，其限制的标准应视被侵害之“权益”，有无专属内容而定。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亦认为，侵害型不当得利之本质，在于保护法律赋予特定人之财产，不当得利是否存在，应以其得利是否与他人之权的专属内容相冲突而定。[1](3)受有利益

　　“受有利益”，指财产之总额之增加，其财产总额有积极的增加，故为受有利益，其本应减少而未减少，为消极的增加，亦属受有利益。就具体实例而言，受益之主要情形有：(1)权利取得，包括所有权、抵押权、及其他财产权的取得;(2)法律所保护事实上地位的取得，如占有;(3)债务之免除，如他人清偿自己债务，而免自己之支出。在这里，取得了专属于他人的权益即为受有利益。在给付不当得利中，受有利益系指以某种特定的给付行为而取得个别具体利益，而非就受领人的整个财产状态抽象的加以计算，权益侵害不当中的“受有利益”，亦应依此原则加以判断。

　　2、致他人损害

　　(1)“致”他人损害

　　不当得利的成立，须无法律上的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人损害，故一方受利益与他方受损害之间须具有特定的联系，以此确定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并适当限制不当得利的适用范围。关于一方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传统上不问不当得利的类型，均以因果关系作为判断基准，并有直接因果关系说，非直接因果关系说及相当因果关系说三种见解[2]。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所谓“致”他人损害，是指受利益与损害之间须有因果关系，即一方之收益与他方之受损，须互为因果，其因果关系须为直接的，至于其间的因果关系是否为直接，应以受益的原因事实与受损的原因事实是否同一为判断。非直接因果关系说认为，受利益，“致”他人损害，在解释上若无受利益之事实，则他人不致有损害结果的，即应认为有因果关系。不当得利制度的作用在基于公平之理念，而对于财产价值之不当的移动，加以调剂。故一方如无法律上之原因而受有利益，致他方损害时，则对于因果关系之有无，亦应基于公平理念，而依社会上一般观念决之。如损益之间有第三人行为之介入，若该财产之移转，依社会观念上认为不当时，即应适用不当得利，使之返还。相当因果关系说，此说将侵权行为法上的概念借用到这里用以判断收益与受损之间的联系。上述三说均不区分不当得利之类型，而对不当得利上的“收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作统一的判断，不当得利类型化理论出现后，有学者主张，对于不当得利上“受益与受损之间关联”不能做统一的判断，而应对不同的类型给以不同的判断标准。[3]笔者赞同此见解，在不当得利法上，一方受益，致他方受损害，是否无法律上的原因，与各个法律领域均有关联，因此如若不问不当得利类型，而对其“受益与受损之关联”均作统一判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困难的。在权益侵害不当得利中，应该如何判断，对于此问题，我国台湾学者黄立先生认为，除了因其他方式而受益外，在侵害不当得利中，只要有财产上损益之因果关系，不须有财产上损益之“直接因果关系”，亦即使用他人之物者，原则上应对所有人为其使用价值之补偿，纵然有三角关系直介入，亦所不问。[4](2)“损害”之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