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票据抗辩限制

　　（一）票据抗辩的性质

　　票据法作为商法的组成部分，遵循商法的基本原理，同时，商法是民法的特别法，票据法也与民亭法律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票据的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有许多相通之处。票据抗辩以民法上的抗辩为基础，但又明显不同于民法上的抗辩。在民法中，出于保护债务人的利益，特别规定了抗辩权的继续。依照民法抗辩权的原理，即使债权转让，债务人对原债权人的抗辩，对新债权人仍然有效，并且随债务本身而始终存在。而在票据法中；为了维护票据的流通性，适应并促进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票据法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规定了“人的抗辩的切断”原理，即票据受让人在从前手受让票据权利时，并不同时受让该票据权利存在的抗辩事由，除法定特别事由以外，票据债务人不得拒绝履行其义务。因此，票据抗辩与民法上的抗辩性质不同，其不同点在于：民法上的抗辩辫属于完全抗辩、继续抗辩，而票据抗辩则属于不完全抗辩、切断的抗辩、限制的抗辩。票据抗辩限制是票据抗辩中最突出的特点。

　　（二）票据抗辩限制原理的原因

　　票据抗辩的限制是保证票据流通的必然要求，是标据无因性的必然结果。如果像民法上的抗辩权那样，票据债务人可以对任何票据债权人行使抗辩权，不论此票据被转让了多少次，那就意味着任何取得票据权利的当事人都将面临被拒付的危险，而且，票据流通次数越多，这种被抗辩的可能性就越大。票据债权人时时处于战战兢兢、小心翼翼的状态，显然不利于票据的流通性。同时，票据的无因性原理表明，票据上的债权债务法律关系既独立于基础法律关系，也独立于其他法律关系，正是票据法律关系的无因性才保障了票据的流通。票据债权人通过正当途径取得票据，考虑的是票据本身所包含的权利，而不是持票人尤其是持票人前手的权利是否有瑕疵。他要取得的是票据上的权利，而不是非票据本身导致的争议，乃至诉讼纠纷。因此，票据理论与实务的需要，要求侧重保护债权人的利益，而对债务人的票据抗辩予以限制。

　　（三）对我国《票据法》票据抗辩限制的质疑

　　我国《票据法》第13条第1款规定：“票据债务人不得以自己与出票人戊者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的抗辩事由，对抗持票人。”这一规定无疑是票据抗辩在我国票据立法中的充分体现。

　　但是，在实务中，票据抗辩限制的效力要大打折扣，不利于保护票据债权人的利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国票据立法的缺陷所致。我国《票据法》第10条第1款规定：“票据的签发、取得和转让，应当遵循诚实信用的原则，具有真实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从此规定可以看出：票据的流通依赖于真实的交易关系，依赖于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换言之，票据的流通要依赖于基础法律关系。这一点既不符合票据的基本原理，也实质上阻碍票据抗辩效力的发挥，导致票据债务人既可以自己与出票人存在不真实的交易关系、不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拒绝承兑、拒绝付款，也可以自己与持票人的前手之间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债权债务关系对抗持票人现象的出现。因为票据债务人完全可以依《票据法》第 10条的规定，主张自己与发票人或与持票人的前手不存在真实的交易关系、真实的债权债务关系来对抗持票人。依据谁主张谁举证的诉讼原理，票据债务人通过毫无时间限制的调查取证，证明基础法律关系不存在，甚至可以通过消极的不作为来拖延履行义务，从而实际上达到拒绝承兑、拒付票据金额的目的。简言之，票据的债务人完全以《票据法》第10条为借口，采取拖的战术以达到拒绝履行票据义务的目的。这显然与立法者的初衷相违背。

　　此外，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规定：“汇票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并且具有支付汇票金额的可靠资金来源。”从中亦可以看出：汇票的流通要依赖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存在真实的法律关系，换言之，汇票的流通依赖于出票人与付款人之间存在的基础法律关系。如依此规定，则付款人拒绝承兑、拒绝付款须证明自己与出票人无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因为法律没有相应的举证时间的约束，票据持有人的权利的实现就会长期处于未定状态，这显然不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实际上，无论出票人与付款人是否存在这种法律关系，并不影响持票人权利的实现。当票据被拒绝承兑、拒绝付款时，持票人完全可以立即做成拒绝证书而向包括出票人在内的所有前手行使追索权，从而实现票据权利。因此，我国《票据法》第21条第1款规定的出票人必须与付款人具有真实的委托付款关系显属多余，甚至对票据的流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