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责任种类上：重直接投入轻间接引导

　　上面提到的三方面的责任是政府直接承担的，现行政府缺乏对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的间接引导责任，而这恰恰是补充保障事业特别需要的。如我国的补充保障机制，相关配套政策出台的效率不高、支持力度不大将直接影响这项机制的发展。再如我国“当代社会特别需要发展慈善事业”【19】，而政府的政策支持对慈善事业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20】。但现实情况是，我国目前在慈善事业的发展方面还没有出台真正行之有效、推动慈善事业发展的政策。虽然，2001年3月8日，财政部、国家税务局联合下发了《关于完善城镇社会保障体系试点中有关所得税政策问题的通知》，其中有一条政策规定：对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向慈善机构、基金会与非赢利性机构的公益、救济性捐赠，准予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前全额扣除。但由于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予以配套，无法切实发挥作用。政府恰当的引导和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能大大调动民间力量、广大社会成员的投入和参与，为补充保障、慈善公益事业的发展提供长远又持久的动力源，它远比政府直接的、偶然的财政投入要强许多。随着责任共担机制的逐渐形成，政府的间接引导责任将会逐渐得到强化和凸显。

　　之所以造成上述状况，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传统的影响和惯性作用;政府权利的“统放失度”;转型期制度变迁的牵制因素过多;新型公共管理机制还没有形成等。

　　三、转型期社会保障中政府责任的合理界定

　　在西方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理论中，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作用始终是其争论的焦点【21】。但不论怎样，政府在社会保障制度变迁过程中责无旁贷。社会保障作为一项社会制度安排，分配的是公共资源，增加的是公共利益，其实施运行需要借助政府的行政强制力量，需要政府承担责任;承担社会保障责任是政府历史的、本源的职责，且由于制度变迁中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政府介入社会保障、发挥其更强的引入路径优势更是必要和必然的【22】。

　　科学确定政府在社会保障中的责任遵循以下五大原则：一是政府主导与责任分担的原则;二是设计、监管与实施合理分离的原则;三是财权与事权相统一的原则;四是有限与有效的原则;五是官民结合的原则。

　　基于上述原则，现用四分法来明确转型期社会保障中应然的政府责任，归纳出社会保障中的政府责任框架体系，如表1所示(图略)。下面对表中所列加以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