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同一地点、同一时间、相同的经办人办理的数额相同的取、存款连号业务，存款没有其他来源的，存入的款项即为取出的款项。在同一储蓄所，田玉芳、高琴二人共同办理了田玉芳取款9万元手续;高琴在自己的储蓄卡上存入了9万元，取款、存款是两笔连号业务，且都是相同的银行操作员，推断出“田玉芳、高琴共同取款后，在间隔时间极短的情况下，在该储蓄所同一柜台，负责办理田玉芳取款业务的许扬、洪普二人又为高琴办理了存款业务”，取、存款数额相同，高琴并未提供证据证明9万元尚有其他来源，其存入储蓄卡的9 万元就田玉芳当场从同一储蓄所取出的9万元。法官的这一推定，能为普通公众所认同。

　　第三，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违背事实作出不利于自己的行为。作为被告的巫贤敦，承认录音光碟的内容真实性，承认借款的事实，承认先后写下两份内容一致的借条，对为何要写下两份借条作出了合情合理的解释，在诉讼中态度始终如一。虽然其系二原告之子，又已与被告高琴离婚，但借款事实若成立，其应承担一定的清偿责任。按照通常经验，巫贤敦不会作出损己利人的行为。

　　第四，为避免于己不利的后果当事人会积极证明自己的主张成立。在诉讼中，原告方情绪激动，行为表现积极，符合常理，而被告高琴消极应付，异常平静，仅明确否认原告的主张，并未进行积极的证明，其表现令人费解。原告巫才谦、田玉芳，在诉讼前两次要求巫贤敦出据借条，并收集了大量的旁证，诉讼中，申请法院调查银行取款、存款单据，录音固定与高琴、巫贤敦的谈话，申请对录音光碟进行司法鉴定并备足鉴定费用等。与此相对，高琴否认存入自己储蓄卡的9万元是田玉芳取出的存款，但并不积极证明其他来源，否认录音光碟的真实性，并在明知自己在否认其真实性的情况下，进行鉴定是解决真实与否、是否系自己声音的唯一方法，按照常理应当积极配合鉴定，但其却以行为表示拒绝，均有违常理。双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第五，家庭成员间借款往往不留字据，但当家庭成员关系紧张或出现重大变故等特殊情况下，往往极力固定依据。原被告双方原系父母、公婆与儿子、儿媳关系，关系一直较好，母亲、婆婆借钱予儿子、儿媳不留字据，是当前普通百姓中常见的现象。而当巫贤敦与高琴离婚后，基于婚姻关系而形成的高琴与巫才谦、田玉芳间的姻亲关系已不复存在，田玉芳、巫才谦对高琴的信任程度也可能降低，甚至怕其赖账，此时，让高琴、巫贤敦留下借据，巫贤敦补写借条一份，高琴同意还款后，田玉芳撕毁了借条，巫贤敦再次补写了借条等，均合乎常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