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1711――1776）在继承格老秀斯和普芬道夫等人的自然法学的基础上，构筑了完善的财产权理论，这些理论成为古典法哲学的中心内容之一。对财产应归何人所有的依据问题，休谟提出了五项基本判定标准：现实占有、先占、时效、添附和继承。现实占有（present possession）是指在社会形成之初，自然应该“让各人继续享有他现时所占有的东西”。[12]若某人现在保有某物并已有一定的期间，那么承认其今后依然为此物的主人，则纠纷必少。其余四项原则则是决定已形成的社会所发生的新的财产归属问题的规则。先占（occupation）是指对于尚未有归属的无主物，则承认最先发现并占有者的所有权。时效（prescription）是关于最初的所有者不明、但迄今为止长期占有者的所有权问题。添附（accession）是指所有物的自然演生或添增物的所有权。继承（succession）则是指当所有者逝世时，遵遗嘱或自然由其亲人等继承财产。明确这些获取财产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在规定这些稳定财产占有的规则后，物权立法基本上也就大功告成了。因此，休谟指出，“没有人能够怀疑，划定财产、稳定财物占有的协议，是确立人类社会的一切条件中最必要的条件，而且在确定和遵守这些规则的合同成立之后，对于建立一种完善的和谐与协作来说，便没有多少事情要做的了。”[13]

　　在休谟看来，包括上述五条规则在内的“稳定财物占有的法则”与“根据同意移转所有物的法则”以及“履行许诺的法则”构成了根本的三项自然法则。 [14]在十九世纪，深受休谟等人的影响，诸发达国家形成了所有权法和契约法法理，它们的法律秩序都可以说不过是对这些法则所做的详尽阐释。哈耶克遂指出，正是依靠休谟的三项基本自然法则所规定的正义行为的规则，才使伟大社会得以诞生。[15]

　　（二）物权法原则上实践归属性正义（获取的正义），而非分配正义

　　明晰获取物权的具体途径有助于明了物权制度所拟实现的正义类型。那么，物权制度究竟旨在实现何种正义呢？虽然休谟较前述其他巨擘更直接地揭示出了物权与正义的关联性，[16]但他并未分析稳定财产占有的规则究竟旨在实现何种正义。在我国，鲜有学者探讨物权法的正义性问题，[17]更甭论言明物权法所旨在实践的具体的正义类型为何了，当然，有部分学者将“正义”归结为“分配正义”，[18]因此，按照该逻辑他们也会将物权法的价值取向定位在实践分配正义之上。然而，我认为，作为物权法基础的正义原则上不能是分配正义而基本上只能是一种如白舍客所言的“归属性正义”（attributive justice）或者是如诺齐克所言的“获取的正义”（acquisitive justice）。[19]德国宗教神学家白舍客将正义区分为归属性正义和比例性正义。在他看来，归属性正义是给予每个人按权利属于他自己的东西并把他真正所是的东西赋予他。这包括对自己个人的权利（the right to one′s person）、对所获得的财产的权利、对自己的名誉和所获得的声望的权利、对自己所发现的权利，以及对自己才能的公平承认的权利。[20]而诺齐克则将其所主张的“持有的正义”区分为获取的正义原则与转让的正义原则两点，“第一点是持有的最初获得，或对无主物的获取，这包括下列问题：无主物是如何可能变成持有的，它们是通过哪些过程变成被持有的，又是在什么范围内发生的，等等。我们将把围绕这一论点的复杂真理称做获取的正义原则（principle of justice in acquisition）。”[21]为什么物权法并不以实践分配正义为要旨呢？其原因在于，虽然物权或财产权确实是与划分财产、确定财产归属联系在一起的，从物权的最初起源来看，所有权就是将世上原本不属于任何人的资源划归各个主体所有，实际上达到了一般的分配行为所能实现的效果，但是，这种效果并非是某一诸如国家、政府之类的凌驾于个人之上的主体按照诸如功绩、地位之类的标准进行分配的结果，“并不是一个中央统筹机构如何把已有的东西用什么道德或正义原则分发给个人的问题，而是个人根据什么原则而能有权持有某些东西。”[22]由于物权法的规则在实践归属性正义，因此，每一个社会成员根据物权法的规则初始性的取得财产就具有了无庸置疑的正义性，用诺齐克的话来说，“一个符合获取的正义原则获得一个持有的人，对那个持有是有权利的。”[23]由于主体对财产的持有是有权利的，也是具有伦理上正当性的，因此，对这种基于获取的正义原则所获得的物权，法律就应该采取妥适的措施加以充分保障，防止它受到其他个人或者机构的任意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