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 参见《法国民法典》第1583条。

　　[19] 参见《德国民法典》第433条、第929条。

　　[20] 参见梁慧星：《如何理解合同法第五十一条》，载于《人民法院报》，2000年1月8日。但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该法第135条后段还要“画蛇添足”地强调出卖人的义务。法国民法上买卖契约的后果是直接所有权的变动，而非单纯债务人的给付义务。在众多的事实面前，我们不得不承认，我国现行民法对物权与债权的区分仍然不能令人满意。

　　[21] 参见《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课题组负责人梁慧星，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3月第1版。其中总则编由孙宪忠教授撰稿，梁慧星教授最终修改定稿。

　　[22] 除非《建议稿》刻意将物权变动系于某项事实行为的践行。这里我们似乎也看到了学者间在这个“最终底线”上的相互妥协。诚如该建议稿第93-94页所说的：“……物权无因性原则的基本要求是强化物权公示的法律后果，以达到对物权变动以客观公正的标准给予保护的目的。对这一目的，中国法学界并无争议；……如果在这些重大问题上不存在争议的话，那么，中国法学界对物权法的基本原则的不同看法就是可以调和的。”再如孙宪忠教授在其文集《论物权法》一书的前言中写道：“因为该建议稿是一个集体科研成果，故个人的意见有时候限于篇幅、有时候限于彼此协调的原因，往往得不到充分的反映是很正常的。我对物权法的比较系统的看法当然也是这样。但是作为学者，我有责任把自己的观点阐述清楚，以便为以后的研究和立法作出努力。”另外，苏永钦教授在其《社会主义下的私法自治：从什么角度体现中国特色？》一文中，也对该条提出了中肯的批评：“因为第六条所称的‘法律行为’，若非独立的物权行为，而是与第七条所称的原因行为同一的行为，两条即会产生无法化解的矛盾。……惟第七条后段有关债务不履行责任的阐明规定，的确显得有点生硬难解。如果立法者真正的用意，是要使负担性质的原因行为‘独立’出来，不待履行即发生效力，却又强调物权变动只是履行债务的事实行为，不需要另一个物权行为（第六条的‘法律行为’就是原因行为），则物权变动还能不能说是法律行为的结果，就大有可疑了。法律行为要就混合负担和处分的性质，如法国民法中的买卖，要就区隔为二，岂能既区隔为二，又让负担行为最后竟发生处分的效果？如果真要作这样的设计，条文应该作更明确的表达。”

　　[23] 例如出卖他人之物。对于给付是否为可能的判断，其实也要到了契约的履行阶段才有意义。

　　[24] 从这里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道理，即对于人格的尊重、人格权的保护是通过林林总总、潜移默化的制度设计来达到的，人格保护的理念将贯穿于整部民法典，而绝不是仅仅将人格权单独设编就可以做到的。即便是单纯从体系逻辑上来讲，将人格权单独设编，其对于其他编还是否适用就成了问题。如果适用，那么是否可以认为物权法的内容也可以适用于债权法呢？

　　[25] 一般而言，种类物的买卖无法构成“一物二卖”。

　　[26] 参见黄茂荣著《买卖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第22页。

　　[27] Erman-Brox， BGB， Hand Kommentar， 6 Aufl. 1981， Anm. 7zu 185. 参见王泽鉴著《民法学说与判例研究》第五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第93页。

　　[28] 不过我国《合同法》对所谓合同的加入欠缺明文。笔者认为当事人加入他人合同后，应与原当事人对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至于债权则应依原来债权的性质判断。合同的加入因取得了相应的对合同利害关系有重大影响的权利，故而应征得对方当事人的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