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权行为以其精致的法律概念博得了法学家们的青睐，与其相对应，物权法体系与债权法体系一分为二使得民法在逻辑上更加周延。更因为其是民法私法自治理念的重要体现使得其作为一项制度毋庸置疑，其有利于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但是，有学者提出善意取得制度以及物权法中的公示公信原则可以取代物权行为理论，进而论证物权行为存在没有必要。

　　罗马法上善意取得制度建立的目的，最初是为了保护非法律行为条件下的第三人正当利益，后来演变成为一切物权变动条件下的第三人保护理论。它赋予第三人以针对原物权出让人的抗辩权，使其在被确认为善意的情况下得以保护自己的物权取得。该理论的积极作用在于提出了交易公正问题，它把第三人的主观心态当做其权利的取得是否受保护的标准，从第三人的主观方面解决了交易公正问题。

　　不承认物权行为理论的一个重要理由是萨维尼创立物权行为理论时，德国普通法尚不承认善意取得制度，在善意取得制度出现后，物权行为理论已成为“人类的盲肠”，无继续存在的必要。然而 根据孙宪忠教授的分析罗马法中的善意取得制度在保护第三人的问题上存在很大的缺陷：[8]

　　1.主观善意的要求与物权公示原则的基本功能不协调。善意取得制度的首要缺陷在于它背离物权公示原则，否定了不动产登记和动产占有交付在物权变动中所发挥的作用。根据物权公示原则建立的物权，在客观上具有正确性推定的效力，即以登记的物权为正确的不动产物权、以占有的物权推定为正确的动产物权，从而实现对物上权利秩序的司法保护，并达到保护第三人利益的目的。根据这一规则，第三人在取得物权时对前手交易的瑕疵不负担任何责任。善意取得理论要求第三人对其前手交易的瑕疵负担责任，恰恰违背了这一规则。

　　2.不动产物权变动不适用善意取得规则。在不动产物权的领域内，因为建立了不动产登记制度，不动产登记簿具有对一切人公开的性质，第三人已经无法在不动产物权领域内提出自己不知或者不应知交易瑕疵的善意抗辩。这一点已经成为不动产物权法公认的原则。故在建立不动产登记制度后，善意取得的原理以及规则在不动产法领域已经无法适用……

　　3.动产物权善意取得的实践作用逐渐消退。因为第三人的善意指的是主观心态，需要在法律上或者司法实践上建立另一个标准，即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来判断第三人的主观心态。因为，只有建立了后一个标准，善意取得的制度才可能在法理上完善、司法上可行。但是用客观标准来确定主观心态非常困难，在当代信息高度发达的社会，善意的举证困难更大，司法上有根本不能解决的问题。虽然善意取得原则曾经发挥过很好的作用，今天有时还要利用这一原则，但是该原则在当代社会的作用只能越来越小，只能从以前广泛适用的角色中退出来。

　　总之，善意取得制度的提出具有一定积极意义，但是在法理上和实践上的缺陷十分明显。因此，在德国民法典以及后来的一些民法典中，只在首先明确物权公示原则的大前提下，肯定善意取得制度的有限作用。同时这些法典还根据公示原则对罗马法中的主观善意标准进行了更新，使其能够符合公示原则的要求。比如，在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制度中，德国民法典根据物权公示原则确定了第三人新的善意标准，即对不动产登记的信赖。第三人的恶意，也由其针对不动产登记簿的心态确定……在动产方面，则根据占有的公示作用确定了相应的规则。德国民法典的这些规则对中国旧民法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现在，只有在非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中，善意取得还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如标的物为盗窃物、赃物的情况下，第三人明知瑕疵还要购买时，其权利当然不应得到保护。

　　而物权行为无因性原则中，即使非善意的取得，也有对债权人更好的予以保护的有点，而自身就有疑问的善意与否之区分标准，在无因性原则之下，也就丧失其重要作用。再者，即使在不采用无因性原则的法律制度中，也常常倾向于维持有瑕疵的义务负担行为的效力，以保护物权的归属效力。因为他们要是对有瑕疵的债权行为同时回复原状的话，究欠缺维持这种物权取得效果的可能性。此外所有权保留和动产担保性让与等现代担保方式在无因性原则之下更容易合理的予以构造。最后其最大的有点，还在于其更高的也是更优越的精确性上，且相对于物权变动的统一性结构原则来说，这种精确性更能切合多方面的生活要求与经济需要。无因性原则中的精确性潜能，在今天仍有其生命力。[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