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彬

　　■ 第三只眼

　　最近宁波打工者里出现了一位方姓“维权狂人”，他从2004年起，专挑“问题企业”务工，已连续将工作过的12家企业告上法庭，基本上屡告屡胜。有人称其为“恶意维权”、“过度维权”、“钓鱼式维权”，甚至被其告上法院的雇主称其与“碰瓷”无异。(《浙江日报》12月28日)

　　将先挑“问题企业”打工再索赔，说成“钓鱼式维权”，并不合适。不久前上海的“钓鱼式执法”，是政府部门引诱那些没有违法意图的守法公民实施违法行为，并加以制裁，那是公权对于公民的陷害。它不同于“诱惑侦查”，更与方的行为有本质区别。

　　“钓鱼式执法”属公权，法无授权即不可为;而所谓“钓鱼式维权”是私权的自力救济，法无禁止即可为;前者是怀有恶意，引诱对方违法，而后者是客观地“经历”用人单位的违法用工，“维权者”本身不可能诱发雇主的违法行为，所以其行为本身并没有危害社会，其诉求也会得到法律的支持。他更像当年王海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退一赔一”规定，先“知假买假”再索赔，他是新时代的“王海式的刁民”。

　　一位办案法官认为：“为打官司而去打工”有点过头。法官的担心也是有道理的，因为“过度维权”可能导致“滥诉”。但从现实看，不是有太多的“过度维权”浪费了司法资源，而是更多的劳动者面对用人单位的侵权，却忍气吞声。在此背景下，“维权狂人”的行为有着进步意义。

　　十多年前的“王海式刁民”，标志着中国消费权利意识的觉醒;现在宁波的“钓鱼式维权”，突显了中国劳动权利意识的觉醒。过去那种严重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用工生产制度，是不可能长久发展的，也将被历史淘汰。“维权狂人”的出现是社会进步的必然。

　　□沈彬(法律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