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资金应当是盗窃的对象，在司法机关和刑法学界容易取得共识。但是，利用计算机盗窃电子资金行为，在犯罪既遂与犯罪未完成形态的问题上，认识恐怕难以统一。在国内外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既遂与未遂的划分标准存在不同观点，有“接触说”、“转移说”、“藏匿说”、“控制说”、“失控说”、“失控加控制说”等，后者是通说。究竟哪种学说能够科学解决盗窃电子资金的既遂与未遂问题，需要深入研究。例如，行为人利用计算机侵入金融系统，通过破译帐户密码或伪造身份“数字证书”（一种电子商务交易者的“身份证”），（注：赵明亮：《我国将发放电子交易“身份证”》，《科技日报》，1999年9月5日。）非法将他人帐户上数额巨大的电子资金秘密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在没有提取现金或进行网上购物及其他交易、使用之前，能否认定为盗窃既遂？在这个问题上刑法学界有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主张，只要行为人非法将他人电子资金划入自己的帐户，就成立盗窃既遂，不存在未遂和中止的问题。理由有两点：（1）电子资金不同于一般知识信息，将他人帐户的资金通过计算机秘密划拨到自己的帐户上，被害人帐户上的资金必须相应减少，否则电脑拒绝运行。行为人将他人的电子资金调拨进自己的帐户中，由于行为人已经完成了电子资金的转移，也就意味着这笔资金已经脱离被害人的控制而为行为人所控制，此时行为人是能够随时提取现金或者将其窃取的电子资金在网络上使用，如网上购物和其他交易等，故应成立既遂。（2）否认电子资金的转移构成既遂，而要求行为人取出现金或通过网络使用才成立既遂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承认电子资金是盗窃罪的犯罪对象，而只承认电子资金转换为现金或作其他用途才成立既遂的观点，不但不能够反映信息社会经济关系的发展状况，而且与最高人民法院1998年3月10日《关于审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第2项关于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规定相冲突。

    另一种观点认为，行为人非法将他人数额巨大的电子资金秘密划入自己的帐户，在没有提取现金或作其他使用之前，可能发生未遂中止。理由是：（1）行为人将电子资金划入自己的帐户后，在尚未提取现金和作其他作用之前，其罪行可能被金融安全防护系统和被害人发现，经及时监控、报警或挂失而使行为人的帐户被冻结。在这种情况下，银行仍然能够控制被窃取的电子资金并全数追还被害人，这属于因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使盗窃未能得逞，应以盗窃未遂论处。此外，也不排除行为人作案后悔悟，自动将划入自己帐户的电子资金归还被害人帐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足以证明行为人已经自动放弃犯罪并有效地防止犯罪结果的发生，故应以犯罪中止论处。这两种情形如果都一概认定为犯罪既遂，有悖于区别对待的刑事政策。（2）电子资金虽然也是一种金融工具，但是它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表现形式和使用方式是不同的，因而认定盗窃电子资金的既遂与未遂问题，不能类推适用前述司法解释关于盗窃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的规定。再说，信用卡也是一种金融工具，根据《刑法》第196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依照盗窃定罪处罚。“高法”前述司法解释第10条规定，盗窃信用卡并使用的，“其盗窃数额应当根据行为人盗窃信用卡后使用的数额认定。”由此可见，是否使用信用卡，是能否成立盗窃罪的重要根据。盗用信用卡主要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盗窃信用卡并非法获取使用密码，从金融机构提取现金；另一种是伪造身份证与信用卡一同使用，从信用卡特约商户获取商品或者服务；再一种是盗窃他人信用卡帐号密码，并通过网络特约商户进行邮购商品，或者通过网络银行秘密转移资金。例如1998年10月，世界银行驻沈阳机床股份有限公司的执行顾问保尔。金森先生发觉自己的信用卡帐号被盗，并被用于越洋网络购物，损失美金万余元。沈阳警方侦破此案，查明外国留学生索奴同其在星际酒店工作的女友合伙，窃取了包括保尔。金森在内的若干人的信用卡帐号，并大肆在互联网络上购物。（注：韩俊江：《金融电脑黑客面面观》，《现代商业银行》，1999年第7期。）盗窃电子资金同这种盗窃信用卡帐号并无二致，既然盗窃信用卡帐号应当根据“使用的数额认定”，为什么盗窃电子资金不能以行为人实际使用的数额认定呢？（3）前述司法解释第1条第2项规定：“盗窃未遂，情节严重，如以数额巨大的财物……为盗窃目标的，应当定罪处罚。”第5条第2项第3目规定，盗窃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票面价值未定，但已经兑现的，按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尚未兑现的，可作为定罪量刑的情节。”这里的“定罪量刑情节”包含未遂犯和中止犯。未遂犯和中止犯既是犯罪的未完成形态，又是重要的量刑情节。因此，根据以上规定精神，盗窃电子资金数额巨大，尚未兑现、使用的，是犯罪未遂；在罪行暴露前自动归还的，是犯罪中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