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随着法学解释学的逐步发达，更为关键的是所谓理性在解释当中的应用，法律解释越发变的专断，越发显现出其生硬机械的一面，也即理性本身脱离了人类生活的世界，而变成了一个另外构建的世界，与人类行为越发脱节。法律解释学越来越变成了冷冰冰的独断解释学。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这个遗憾来源于现代性的盲目扩张，也是人类理性的毫无限制的发展。现代性的危机由此而来。面对现代性③的危机④，当代哲学家给予了批判，在批判的基础上，形成了两条进路。一条是后现代哲学家提出以后现代文化来代替现代性，其代表有德里达、福柯、利奥塔等；另一条是现代性的重建，代表有汉娜。阿伦特、列维纳斯、哈贝马斯、罗尔斯、德沃金等。

　　在现代性的重建方面，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重要的理论，对于现代性的维护与重建是完整的理论。哈氏的交往理论意在马克思主义和当代社会批判理论领域内，完成由意识的批判向语言的批判的过渡。并试图建立以合理性为立足点，为社会病理现象进行分析，实现由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过渡的理想目标，从而完成其现代化的社会理论的基础建构。交往行动这一概念是哈贝马斯的所有论著中都论及的概念，尤其是其交往理论的核心概念。因此考察哈氏的交往理论必须从这一重要概念入手。他在早期把交往行动看作以语言为媒介、以理解为目的的行为。

　　60年代其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一书中就曾这样给交往行动下定义：“把以符号为媒介的相互作用理解为交往活动。相互作用是按照必须遵守的规范进行的，而必须遵守的规范规定着相互的行为期待，并且必须得到至少两个行为主体（人）的理解和承认。”⑤这一定义可以说是哈氏对交往行动的代表性诠释。20世纪70年代哈氏在论及“交往行为的一般假设前提”这一说法，曾“把达到理解为目的的行为看作最根本的东西”。而“达到理解是一个在相互认可的有效性要求的前提基础上导致认同的过程”。①而且“与有目的—理性的行为不同，交往性行为是定向于主观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在交往行为中，言语的有效性基础是预设的，参与者之间所提出的（至少是暗含的）并且相互认可的普遍有效性（真实性、正确性、真诚性）使一般负载着行为的交感成为可能”。②从以上哈氏对交往行动的重新定义可看出，他基于语言学和解释学的研究，将达到理解为目的和以言语的有效性基础加入他对交往行动概念的定义中。20世纪80年代，哈贝马斯提出“交往行为总是要求一种原理上合理的解释”。即应分析为理解所进行的行为的这种合理的联系结构。1982年哈氏在完成两本卷的《交往行动理论》巨著后，曾经对交往行动概念的重要性作了明确说明：“从相互理解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是用来传播和更新文化知识的；从协调行为的角度来看，交往行为起着社会整体化和创造团结互助的功能；最后，从社会化的角度的看，交往行为是为了造成个人的独有的特征和本质。”由此可见，社会、文化、道德、理性及个性等一切重要社会问题都离不开交往行动。另外生活世界是哈贝马斯社会理论的基本概念，同时也是他的交往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概念。生活世界本是胡塞尔后期现象学的主要概念，哈氏的生活世界概念受胡塞尔影响，但与胡塞尔从认识论角度提出这一概念有所不同，他“勾画了一个更为充实的生活世界的概念，它体现了文化的再生产（传统的连续性和知识合理性的连续性），社会的整合（群体同一性的稳定和团结）和社会化（一般化了的资质的变化，个体经历与集体形式的合协）。由此可见，生活世界由文化、社会和个体化统一而成，存在着与之相应的文化再生产、社会一体化与个性社会化的再生产过程。而生活世界是人们进行一切交往活动的领域，生活世界的各个层面的再生产过程与交往的不同侧度（理解、协调和社会相互作用）相联系。在现实生活中，生活世界与系统是相互联系的，哈贝马斯所指的系统是现实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它们区别于生活世界，是因为它们不靠日常语言组织起来的，哈氏将生活世界和系统联合起来，并将它们之间既相联系又相区别的双重发展视为社会进化过程，其中生活世界（尤其是法和道德）的理性化是系统一体化之新机制得以组织化之必要条件。另一方面，随着生活世界理性化的进展，那种在不同交往成员和团体间产生不协调的危险也在增大，换言之，生活世界被”殖民化“了，类似于韦伯把欧洲资本主义理性化过程的负面结果归结为自由的丧失和意义的丧失，它们分别是目的合理性所支配的过渡膨胀的官僚化和贪得无厌的市场的产物。在哈氏看来，这个双重丧失在更严格的意义上乃是系统与生活世界的非耦合性畸变造成的结果。奥斯维特曾将这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描述为”意义的丧失合法性和在文化再生产价值导向的危机、混乱和在社会整合中社会团结的缺失，在人的社会化过程中的心理病态（特别是自我深处的病态）。“而要避免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和系统对生活世界的侵入，重新调整系统和生活世界的关系，必须使系统重新定位安居于生活世界的自我复兴。既然现代性的症状表现为系统对生活世界的颠覆（殖民化），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的真正希望在于从目的合理性向交往合理性过渡。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概念是针对被系统扭曲的生活世界而提出的。”哈贝马斯的交往合理性是占有基础性地位及内容丰富的理论形式，它是哈贝马斯思想的关键性概念。“交往合理性”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现代化的理论，一种现代化病理学的理论，即一种使理性在历史中变为现实的理论“。在哈氏看来，以”工具行为“为主体的”目的合理行为“或工具合理性行为对于社会实现理性化并不具重要意义，而只有实现与目的合理性相对应的交往合理性，才能使理性在社会现代化中变为现实，才能使人们的生活世界和社会走向合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