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而，我们认为随着我国金融活动的日益频繁，对社会的影响日渐重要，与此相适应，法律不再仅仅是从侵权法角度关注交易结果的公平性，而应当更加注重从法律行为制度上亦即交易过程上来保证交易的安全。在此指导下，刑法理论理应突破原有传统观念的束缚，考虑刑法在经济方面的防御战线往前推进，以有效遏制愈演愈烈的金融诈骗犯罪。

　　二是金融诈骗犯罪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不能认为普通诈骗之犯罪构成“放之四海而皆准”。

　　关于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之间的关系而言，存在包容关系论和并列关系论之争（上文已有阐述）。我们认为就立法先后而言，刑法中的金融诈骗犯罪是由普通诈骗犯罪派生而来，其基本特征自然应与普通诈骗犯罪相似；但来源于普通诈骗犯罪并非意味着与其完全等同，事实上，立法者之所以将金融诈骗犯罪从普通诈骗犯罪中分离出来，是因为其侵犯的客体、行为方式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具体来说，行为人意图将金融资金据为己有的、具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行为固然可以构成犯罪，只想从骗得的金融资金中获取利益的行为人虽不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但因其行为的欺骗性目的的占用性，也应构成金融诈骗犯罪。[10]

　　我们认为金融诈骗犯罪主观方面“非法占有目的”的涵义应当采纳“利用处分说”，理由在于：

　　第一，行为人以非法获得公私财产所有权为目的的金融诈骗行为符合金融诈骗犯罪构成，同样的，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金融欺诈行为也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实际上，在现实生活中发生的金融诈骗犯罪中极少有行为人赤裸裸地将金融资金直接据为己有，多数是通过所谓的违规融资、资金周转等借口为之。如果固执坚持必须证明行为具有非法所有的主观目的，其后果无非有二：要么某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因行为人行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认为不齐备）而放纵犯罪者；要么在司法实践中作出与理论主张相悖的判例。[11] 为此，已经有学者指出金融诈骗犯罪与普通诈骗犯罪中主观目的是有所不同的，金融诈骗犯罪行为客观表现也有别于普通诈骗犯罪，主要表现为将资金非法处置和滥用。主观目的既可以是实际占有，也可以是骗用或者获取不法利益。[12]

　　第二，是适应有效应对打击金融诈骗犯罪刑事政策的需要。金融诈骗犯罪是伴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而产生的新型犯罪类型，自1995年以来，全国范围内的金融犯罪案件上升的幅度远远高于其他经济犯罪案件和普通刑事案件上升的幅度，成为重大案件唯一只增不减、有起无落的犯罪类型。[13]尤其是在加入WTO以后，我国将逐步开放银行、证券、外汇等市场，面临新旧体制的转轨，这些领域往往因为制度不够健全、操作不够规范、从业人员素质不能及时适应新金融实践的发展变化而受到金融诈骗犯罪的侵害，为此，更需要刑法的体系为保护金融资产安全编织起一张严密的法网。在金融诈骗犯罪构成要件中采纳“非法占有说”，不仅有利于预防、打击金融诈骗犯罪，而且还有利于及时挽回经济损失，维护国家金融领域的安全。

　　第三，当前经济全球化早已成为世界发展的必然趋势，金融领域内的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和重要，而作为我国防范金融诈骗犯罪的法律规范也不可能固步自封，而应当密切注意其他国家的立法情况。近年来，为了适应对经济犯罪作出积极反映，提升刑法在抗制经济犯罪效能的需求，英美法系和大陆法系国家在金融诈骗犯罪立法规定中，不仅将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行为作为犯罪予以打击，而且对包括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的欺诈行为也列为犯罪予以制裁。对此，我国刑事立法应当跟踪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新的发展趋势，完善立法、加强司法，有效维护金融秩序安全，保证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