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趋上升的累犯率以不容置疑的事实宣告了矫正刑的失败。矫正刑之“科学”的光环因而默然失色，其无理性与不现实性越来越被发现。相应地，刑罚进化史上的这一畸形儿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退出历史的舞台，世界性的刑法改革运动随之将刑罚推向了折衷时代。本文立足于刑罚的基本理性（注：本文所言的刑罚基本理性或刑理，系指笔者所提出的统一化刑罚理性（参见拙著“刑罚理性四部曲之一”：《刑罚理性导论-刑罚的正当性原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6 月版））对折衷刑这一兴起于本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至今已为世界各国普遍采纳的刑罚模式予以全面反思，力图在展示其表征的基础上，指明其理论基础与认识论上的成因，充分揭示其合理性与无理性。

　　一、折衷刑的表征

　　折衷刑是矫正刑与等价刑相调和的产物，因而在制刑、动刑、配刑与行刑诸环节上都带有浓厚的折衷调和色彩。

　　（一）制刑的表征

　　折衷刑脱胎于矫正刑而保留了矫正刑之人道与教育、感化和矫正犯罪人的理念，因而在制刑上未显示出根本性的改革，只在如下数方面作了努力：

　　1.废除死刑。矫正刑时代，基于对刑罚的等价报应性与威慑功能的否定以及对刑罚的教育、矫正作用的追求而掀起了废除死刑的高潮。在折衷刑时代，虽然等价报应性与一般威慑重受青睐，但由于死刑的不人道性已成为一种共识，因此，在未废除死刑的国家，死刑成为刑罚体制改良中的主要攻击目标。作为这一努力的结果，又一次出现了废除死刑的高潮。

　　据统计，与折衷刑的兴起同步，在1971年至1993年间，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成倍增长，超过此前历史上废除死刑的国家的总数而多达25个。芬兰、瑞典、葡萄牙、卢森堡、尼加拉瓜、挪威等国在70年代相继彻底废除了死刑；弗得角、荷兰、澳大利亚、菲律宾（注：但其于1993年恢复死刑（参见胡云腾：《死刑通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80页）。）、法国、原民主德国、列支敦士登、新西兰和柬埔寨等10国于80年代先后废除死刑；而在1990年一年之内，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安道尔、纳米比亚、爱尔兰、莫桑比克和南斯拉夫等国争先跃居废除死刑榜，至1993年，中国的香港地区也加入了废除死刑之列。（注：以上有关资料均引自胡云腾《死刑通论》一书第76页。）

　　2.自由刑统一化。矫正刑的衰落并未阻却各国实现自由刑统一的步伐，相反，不少国家一如既往地将其作为刑法改革的重要步骤。这是因为，自由刑的统一化不只是有助于教育与矫正犯罪人，而且有助于刑罚价值标准的单一化，便于刑罚的等价分配，因而吻合等价报应的理性。正是如此，作为刑法当代改革之产物的西德1969年刑法典将原有的重惩役、轻惩役、禁锢与拘留简化为无期监禁与有期监禁两种；1976年法国刑法典修正案也消除了重罪拘禁刑与轻罪拘禁刑的区别，实现了拘禁刑的单一化；前南斯拉夫联邦刑法典将严格监禁与普通监禁合而为一；前罗马尼亚刑法典废止终身监禁，使自由刑仅存有期监禁一种；前波兰刑法典取消终身监禁与拘留，而只保留了有期监禁。（注：参见拙著《刑罚学》，群众出版社，1988年版，第193—194页。）

　　3.刑罚与保安处分分立。矫正刑时代，保安处分是作为预防手段而引入刑法之中的，其与刑罚体系之在部分国家刑法中的并存，本身便是等价刑与矫正刑的一种折衷反映。因此，在折衷时代，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分立，因符合折衷观念而得以沿袭。而保安处分与刑罚一体化则是单纯的矫正刑的明显标志，相应地，其因矫正刑的衰落而被否定，并随之转向二元化，即实行了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分立，从而走向折衷刑。如：曾实行保安处分与刑罚一元化的前苏联，在1961年《苏俄刑法典》中，除规定刑罚体系外，单列医疗性与教育性的强制方法，实现了保安处分与刑罚的分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