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告人甲的妻子乙因在购买花生时缺斤少两与小贩丙发生争执，丙态度恶劣并且用赃话骂了乙。甲听乙回家诉说后很是气愤，当日纠集两人与乙等四人来到丙的摊位前准备教训丙一下，当乙丙发生争吵并撕打起来后，被告人甲等三人一拥而上，打斗中为防止丙叫来帮手，遂叫停一辆出租车，将丙推上车，在一个僻静的地方甲等随手捡起地上的木棍和砖块又殴打了丙。后双方决定“私了”，甲等起初要5000元，最后确定为4000元。丙给家中妻子丁打了电话，告诉丁准备4000元，晚上八点回家取钱。后甲等担心丁报案后被抓，又通知丁带钱出来，于当晚十一时，丁等三人在指定地点见到了丙以及该辆出租车，双方经过一番讨价还价之后，丁交付3500元后将丙带走，另500元留下用以为丙疗伤。两个月之后，丙报了案，甲被抓获，另两名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本案公诉方以敲诈勒索的罪名移送起诉，一审定性为绑架罪，被告人甲不服，提起上诉。

　　审理本案过程中，对被告人甲如何定罪，形成了不同意见。从其犯罪行为的客观表现看，是劫持并限制人身自由后勒索财物，即典型的勒索型绑架。而从具体案情看，从起因、发展演变过程、危害结果以及本案现有证据等综合起来看，“非法拘禁＋敲诈勒索＝绑架”的等式不一定成立。理由如下：

　　1、被告人甲等的行为演变过程可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是在其妻子乙被缺斤少两的小贩丙当众辱骂后，才出于气愤，纠集他人前去“教训”丙，有很强的报复泄愤意图，先前的暴力殴打行为是一种“出气”。而且甲等事先未准备作案工具，殴打的木棍和砖块都是随地捡拾的。亦未事先准备关押丙的地方，受害人丙的人身自由事实上一直被限制在该辆出租车内。从这些事实分析，不能认定被告人甲等是有预谋的绑架或敲诈。因此，被告人甲等最初出于泄愤报复的说法是符合常理的。后一阶段是甲丙双方决定用钱了“事”起，案情性质才发生了变化，此时起未再使用暴力，仅限制丙的人身自由。而借机向丙敲诈的犯意至此开始产生。

　　2、非法限制人身自由也是敲诈勒索的一种方法行为。斗殴中的劫持毕竟与无缘无故的劫持有一定的区别，劫持又是非法拘禁的一种方法行为。如果被告人甲没有撇开受害人丙，没有不顾丙的态度和意愿而直接向第三人（亲属丁）实施“撕票”等威胁，换一句话说，丁筹钱赎人毕竟还是体现了丈夫丙的“私了”意愿（当然，是在胁迫情况下的意愿，其意思表示不自由），是代为丈夫“自愿”交出财物，那么甲的行为性质就不会由敲诈勒索向绑架转化。且在被告人甲和第三人丁的意识中未形成──如不就范，则“撕票”的行为预期和如不照办，则丈夫丙的人身安全会受到严重威胁，非死即残的紧迫感。而这一点恰恰是绑架罪在客观方面最核心的要件。被告人甲在实施该犯罪行为后直到逮捕时长达两个多月的时间内未负案在逃，仍在原地居住，并经营个体饭馆，这一不争的事实亦可说明该行为在其主观认识中确为私了一桩纠纷。故其不具备绑架的主观要件。关于赎金，最初甲等开价5000元，后双方争来吵去，甲作了让步，最终确定为4000元，且原本定为晚上八点一同去丙家中取钱，后因担心丁报案，才通知丁带钱到指定地点，当丁携款与甲当面交涉时，彼此讨价还价，又终于留下500元用作疗伤，俨然是一宗“交易”。这充分说明，胁迫的力度未达到绑架所要求的程度，仍有一定的缓冲余地，这非常符合敲诈勒索的特征。也正是由于丙的意思表示不真实，是在受胁迫（限制自由或随时会遭致殴打）的情况下作出的，也即甲利用丙自身在起因上亦存在一定过错而借机勒索钱财，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才构成了敲诈勒索罪。否则，只能构成非法拘禁罪了。

　　3、从事实和证据上看，可以发现，全案证据只有两对夫妻的笔录材料，即被告人甲的供述和其妻子乙的证言，受害人丙的陈述及其妻子丁的证言，且乙、丁二人均未到庭接受控辩双方询问质对。刑诉法47条规定，“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本案证人均与当事人有夫妻关系，且其所述在很多重要情节上不能吻合。如，谁先提出私了这一情节，甲丙二人各执一词，而现场证人均未找到；再如，丁证实甲只威胁其不得报警，而丙则陈述甲是以拉往外地相威胁；还有，谁是打第一个电话的人，丙丁亦说法不一，在主叫人、次数、时间上均相互矛盾。丁说丙未打过电话，只在话筒里听到丈夫的“哭诉”声音，而丙在庭审时承认给妻子打过电话。另外，丁先后几次陈述接到第一个电话的时间是下午十八时后，此时正是农历腊月十七，天已经黑了，但丙却说两小时后，丙再次打电话催要赎金时，天才黑了下来。而全案再无任何旁证，其他案犯姓名不详，下落不明，出租车司机亦未找到，很多重要细节均为孤证，无法认定。故根据疑案从轻的原则，从有利于被告人的角度出发，对被告人甲应以敲诈勒索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