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只需公安机关批准，不需要经检察院审批，缺乏必要的审查监督。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款规定：“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的，自发现之日起依照本法第一百二十四条的规定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对犯罪嫌疑人逮捕后的侦查羁押期限的延长均须经上一级检察院或者省级检察院批准。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简称“六部委”）于1998年1月19日发布的《关于刑事诉讼法实施中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侦查期间，发现犯罪嫌疑人另有重要罪行，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的，由公安机关决定，不再经人民检察院批准，但须报人民检察院备案，人民检察院可以进行监督。《刑事诉讼法》对“另有重要罪行”的规定本身含糊不清，“六部委”的这一规定又将“重新计算侦查羁押期限”大权赋予了公安机关，重新计算的侦查羁押期限至少有两个月的时间，而这一限制公民人身自由达两个月的决定只须作为追诉机关的公安机关一家决定即可，这无疑是对公民人身自由权利的极大威胁。

　　三、完善刑事强制措施制度，强化公民权利保障

　　（一）树立无罪推定理念，在刑事诉讼中完全确立无罪推定原则。

　　无罪推定是当代世界各国在刑事诉讼领域普遍采用的一项诉讼原则。根据这一原则，任何人在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有罪之前，均应假定（或推定）为无罪。这一原则贯穿于刑事诉讼的全过程，在各国的刑事诉讼法中有充分的体现。例如，对于疑罪，应按有利被告的原则处理；控诉方承担举证责任，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有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方面，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原则上均能获得保释，在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之前的羁押均为例外。

　　应当说，无罪推定原则是符合刑事诉讼规律的，是世界各国在长期的刑事诉讼实践中总结出来的成功经验，是值得我国借鉴的。长期以来，由于受“左”倾思潮的影响，我国法学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采取了排斥的态度，在刑事诉讼领域，偏重于惩罚犯罪，而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则有所轻忽。经过多年的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法学领域对无罪推定原则渐渐接受。1996年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批判地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例如，控诉方应当承担举证责任；在《刑事诉讼法》第十二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第一百四十条第四款规定，“对于补充侦查的案件，人民检察院仍然认为证据不足，不符合起诉条件的，可以作出不起诉的决定”；第一百六十二条第（三）项规定，“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等等。但是，我国法学领域对无罪推定理念的确立并不彻底，《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也并不充分，例如未确立反对被告人自证有罪的原则，未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沉默权，而在刑事强制措施制度方面体现得尤为突出。由于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我国的强制措施制度体系实际是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当作犯罪人来对待的。例如，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只是一个例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有罪之前，原则上应处于被羁押状态；又如，逮捕的首要条件是“有证据证明有犯罪事实”，被逮捕的人实际上就是犯罪人。虽然事实上绝大多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有罪，但是毕竟还有一部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最终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无罪。而对于这一部分被法院判决确定为无罪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追诉机关对其采用的限制或者暂时剥夺人身自由的刑事强制措施就是对其人身自由权利的严重侵犯。作为公民，显然没有义务要为国家惩罚犯罪的职责付出自己的人身自由权利。因此，在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方面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甚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