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刑事司法权的概括性和具体性的矛盾运动，是刑事诉讼法的限权性的理论根源。从概括性来说，国家司法机关作为整体掌握着国家的刑事司法权，从具体性来看，这个权力又不可能由国家司法机关集体行使，总是表现为刑事个案中由具体的司法人员行使。由于司法者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与社会其他成员一样，同样有“自我”与“他人”的人性矛盾，处于具体的社会关系之中。如果司法者个人的利益影响了其职权行为从而滥用职权，就会破坏法律实施的正确和公正，破坏公众对法律的信任，危害法律的社会基础，因而就会侵犯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同样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惩罚。司法腐败，即司法权力的滥用，是一种历史性现象。司法者应当代表正义，但不必然代表和行使正义，这是司法活动的基本矛盾，是权力自身的矛盾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如果这种矛盾影响了法律实施的正确与公正，这与国家意志本身是冲突的。因此，对司法活动必须制定行为规则。于是，刑事诉讼法的存在就有了现实的基础。[xxxiv]

　　强调刑事诉讼法的限权性，可以为我们提供理解很多法律现象和诉讼制度的钥匙。例如，为什么国家要将众多的刑事诉讼制度（无罪推定，审判公开，辩护等）上升为宪法性原则？为什么要规定上诉不加刑制度？为什么要给犯罪嫌疑人提供正当程序保障条款？为什么有关的国际人权公约中涉及到一系列的刑事诉讼程序问题？等等？美国著名大法官威廉姆斯。道格拉斯的话说出了问题的答案，他说：“权利法案的大多数规定都是程序性条款，这一事实不是毫无意义的，正是程序决定了法治和恣意的人治之间的基本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