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管制内容并没有顺应时代变化而有明显的变化。1952年颁布的《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的管制的内容不仅包括被管制分子必须遵循的行为规则，更注重对被管制分子的政治性权利的剥夺，表现出极强的政治惩罚倾向。第4条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一、选举权与被选举权；二、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三、参加人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四、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五、享受人民荣誉之权。第5条规定：被管制分子必须遵守下列各项规定：一、遵守政府管制规定；二、从事正当职业，积极劳动生产；三、如发现他人有反革命活动，须立即报告。79刑法没有沿用《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对被管制分子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第34条第1款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在执行期间，必须遵守下列规定：（一）遵守法律、法令，服从群众监督，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生产或者工作；（二）向执行机关定期报告自已的活动情况；（三）迁居或者外出必须报经执行机关批准。97刑法第39条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项内容：（1）未经执行机关批准，不得行使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2）遵守执行机关关于会客的规定。立法者认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自由的权利是宪法规定一般公民所享有的权利，但是被管制的罪犯行使这些权利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这一规定并没有剥夺被判处管制的人的人身自由和政治权利，但增强了管制刑的惩罚性，有利于对罪犯的监督和管理。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些被管制的罪犯，继续与以前犯罪团伙中的成员或者其他不法分子来往，甚至传递攻守同盟的信息，有的甚至或与不法的新闻记者来往，造成不良影响。有了关于会客的规定，便于执行机关掌握和限制被管制人的交往范围，有利于罪犯的改造和管制刑作用的实现。另外，97刑法第39条对79刑法第34条关于管制内容的规定作了以下修改；其一，将第（一）项中的“法令”改为“行政法规”，将“服从群众监督”改为“服从监督”，删去了“积极参加集体劳动生产或者工作”，这些修改，有的是技术上的改动，有的是根据客观实际作的文字上的调整，但没有实质改变。其二，将第（三）项中的“迁居或者外出”改为“离开所居住的市、县或者迁居”。这一改动将“外出”的含义予以明确具体化，便于实践中执行。相比较，表面上看，97刑法规定的管制刑刑罚内容明确、具体、具有可操作性。但是，随着社会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原来板结的社会生活被追求思想解放的热情融化，稳固的社会基层组织被追逐经济利益的潮流动摇，封闭的社区群体被追寻崭新生活的人潮冲决。人群不再以革命或者反革命来划分敌我阵营，不再以家庭出身标识个人身份，不再以政治面貌衡量先进与落后。管制刑内容以消极不违法为条件，只在必须遵守的行为规则、公民政治权利的选择取舍、行动自由的限制范围和力度等方面做出调整，而没有表现出顺应时代特征的更多、更新的变化。

　　3、管制刑刑罚适用的对象不断扩大。79刑法涉及管制刑的分则条文有20条，占刑法分则97个规定法定刑条文的20.6%，24可适用管制刑的罪名共有22个，占刑法分则全部128个罪名的17.2%，25其中，反革命罪名3个，侵犯财产罪名3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名14个，妨害婚姻家庭罪名2个。26其后颁行的23个单行刑事法律中，又有11条规定了管制刑，其中《关于惩治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国徽罪的决定》1个，《关于禁毒的决定》6个，《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1个，《关于严惩拐卖、绑架妇女、儿童的犯罪分子的决定》1个，《关于严惩组织、运送他人偷越国（边）境犯罪的补充规定》2个。单行刑事法律中规定管制刑的犯罪，全部属于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的犯罪。2797刑法分则涉及管制刑的条文有82条，占刑法分则规定法定刑的326个条文的25.2%，28可适用管制刑的罪名共有103个，占刑法分则全部422个罪名29的24.4%，其中，危害国家安全罪8个，危害公共安全罪4个，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9个（其中，走私罪1个，危害税收征管罪5个，侵犯知识产权罪1个，扰乱市场秩序罪2个），侵犯公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罪9个，侵犯财产罪6个，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56个（其中，扰乱公共秩序罪29个，妨害司法罪4个，妨害国（边）境管理罪2个，危害公共卫生罪2个，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6个，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罪7个，组织、强迫、引诱、容留、介绍卖淫罪2个，制造、贩卖、传播淫秽物品罪5个），危害国防利益罪10个。30贪污贿赂罪、渎职罪、军人违反职责罪这三类罪不适用管制刑。相比较，97刑法分则规定管制刑的条文占规定法定刑条文的比例高出79刑法4.6个百分点，可适用管制刑的罪名占全部罪名的比例高出79刑法7.2个百分点。《刑法》在扩容，罪名在增加，适用管制刑的罪名也随着法律扩容而增容。管制刑的内在扩张性的动力源泉，源于管制刑的轻刑化、个别化、社会化、开放性、社区性、人道性的刑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