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里笔者不想就态度的来源问题进行讨论，因为这是一个极度尖端的领域，潘绥铭教授也承认这里的障碍在于缺乏一种适用的研究方法（４）。

但不是思考就这样终止了，从另外的角度思考，这才刚刚开始。

二、全面考察、分析卖淫嫖娼现象

卖淫嫖娼就其定义而言，是指“不特定”的男女之间以金钱、财物为媒介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不特定男女双方之间的相互勾引、结识、讲价、支付、发生手淫、口淫、性交行为是卖淫嫖娼行为的行为构成要件（５）。依照这个定义，“三陪”，色情服务业制黄、贩黄及组织、容留、引诱、强迫妇女卖淫就不能列入到其中。但是作为“社会丑恶现象”、作为“扫黄”的对象，这种卖淫嫖娼现象只是所有相关现象当中比较重要的一种。如果不把其它相关现象纳入到考察、分析的视野中来，就难以对卖淫嫖娼现象做一个全面而客观的认识。

（一）卖淫嫖娼者的数量

据公安部门统计，１９８４年全国查处卖淫嫖娼人员１２２８１人次，到１９８９年突破10万，１９９１年突破２０万人次。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９１年，累计查处６２万人次。到１９９２年增加到２５万人次，１９９３年是２４．６万人次（6）。１９９５年１——５月，全国共查处１１．３万人次；在１９９６年４月开始的“严打”中，查获１４．２万人次（7）。如果从１９９４年到１９９７年的全年查处人次持平，仍然是每年２５万人次的话，那么从１９８４到1９９７年，全国就累计查处过２１２万人次（8）。

据?扫黄·神圣的使命?这样具有权威性的书分析，１９９１年前后的“查处率”是２５％——３０％之间。而据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的问卷调查，有过卖淫嫖娼行为的人，至少会在官方数字的１０倍以上（9）。

我们可以从数字上看出，卖淫嫖娼决非是“沉渣泛起”，而是达到了惊人的程度。

（二）卖淫嫖娼现象的层次分流

在整个卖淫嫖娼现象系统中已经形成了分流和不同的层次。从卖淫女的角度看，已有二奶（与纳妾、傍大款或事实婚姻不同）、包娼、“出台”的陪女、“叮咚小姐”（指自己租住宾馆，通过电话拉客的卖淫女）、“发廊妹”、“街女”、“住工棚的女人”七种分类和由顶至底的排列层次。处于不同层次的卖淫女都有自己不同的动机，而且这种动机存在着想逐层上升的特点,但有时遇到市场不景气也会出现向下降的情况。

从卖淫取向上看，也形成了不同的层次，针对不同的顾客，提供不同的“服务”。由最初的直接性服务扩展到性服务的所有方位，包括“三陪”、桑拿浴、按摩、脱衣舞表演和洗脚等等。而且分层后的模式，基本上都可以巩固而形成固定的模式。但到近一、二年来，有了更进一步的变化和分流：除了“二奶”仍是顶层外，按摩女已上升至中上层，她们主要提供性的行为“服务”和一些性的人际关系。而仅仅出售性交机会和性器官的卖淫女，就成为了最底层。还有一点特殊的就是仅仅从事“三陪”的女性，则转向专门的“陪伴服务”，反而从直接的卖淫中解脱出来。

从组织者控制哪个层次卖淫女数量和拥有的资金和“关系”上看，也有“大户”与“散户”之分。在最初的发展中，散户占有优势，但随着情况的不断变化，逐渐形成了“两头是散户，中间是大户”的局面。上述的三种层次状况，相当大的部分取决于嫖客的需求，可以预想今后可能出现的再次分流。而下面的层次状况则取决于老板。无疑，从业者是要受老板剥削的，问题在于方法不同，强迫程度不同。

从对卖淫女的控制程度上，也可以分为运用直接的人身、精神强制手段，运用“经济强制”手段和并不直接组织卖淫、也不强迫卖淫这样三种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