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卖淫业的真正的利益集团是那些或明或暗的老板们，而这也呈现着“强龙”和“地头蛇”之间从合作走向斗争的特色，而且很可能会形成某种社会力量，甚至出现一些隐蔽的政治斗争（１０），这是应该更着重注意的地方。

对以上状况的表述和分析，我们得出卖淫嫖娼现象从根本上说是钱推动着一切，如此大的规模和现状，从经济学角度讲，已完全具有产业化特征，只不过与正规的产业相比，它只是“地下”而已。

那么，我们如何看待处在这个产业中的卖淫者呢？

三、理性认识卖淫者的身份和性质

这个问题中隐含着对卖淫嫖娼原因的分析。因为只有对卖淫者的身份和性质有正确地认识，才能探究她（他）们为什么会具有这样的身份和性质，进而阐明这一特定社会问题的根本原因。

在《资本论》第１卷中，马克思写道：“在以虔诚著称的十二世纪，商品行列里常常出现一些极妙的物。当时一位法国诗人所列举的兰第市场上的商品中，除衣料、鞋子、皮革、农具、毛皮等物以外，还有‘淫荡的女人’。”(11)这里马克思已把妓女视为一种特殊的商品。

马克思还写道：“任何市场上除了小麦、肉类等之外，不是还有妓女、律师、布道、歌舞场、剧院、士兵、政治家吗？这帮人得到谷物和其他生存资料或享乐并不是无代价的。为得到这些东西，他们把自己的服务提供给或强加给别人，这些服务本身就有使用价值，由于它们的生产费用，也有交换价值。”（１２）

同时，马克思还认为，当妓女是老板的雇佣劳动者时，她们是生产劳动者。而且所有的服务随资本主义的发展都会转化为雇佣劳动，服务者也转化为雇佣工人，在性质上与工人是相同的。因此他说：“从娼妓到国王的各种各样活动的价格——也受到调节雇佣劳动价格的同一规律的支配。”（１３）

马克思已从政治经济学理论上，分析和确定了妓女的雇用劳动者的性质和身份，并把妓女称为像计件工资劳动者那样出卖肉体的女人。恩格斯也明确指出：卖淫是私有制和剥削的必然产物。

“一语惊醒梦中人”，上述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述足以说明和解释卖淫嫖娼现象的原因。

四、卖淫嫖娼现象的治理与控制

在我们全面考察、分析卖淫嫖娼现象和理性认识其原因后，不难得出这样的推断，只有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社会制度之后，卖淫现象才会彻底根除，这是任何一个共产主义者所应该认识到的。

而我们如今在“扫黄”专项斗争中，在旗帜鲜明的“禁娼”中，是否在指导思想上有些“大跃进”呢？但是上面的推断并不代表在中国的现阶段对卖淫嫖娼现象就无法治理和控制。问题的关键在于解决这一社会问题不能急功近利，而应该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当前与长远目标相结合。

那么，我们当前需要怎样做呢？早在１８９２年１２月２２日，恩格斯写信给德国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倍倍尔说：“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作为现存社会制度的牺牲品的妓女本身的利益，并尽可能地使他们不致遭受贫困。”他认为：“绝不应该损害她们的人格，也不应该损害她们的尊严……在卖淫现象不能完全消灭以前，我认为我们最首要的义务是使妓女摆脱一切特殊法律的……完全停止对卖淫进行追究并使妓女不受剥削。”（１４）

这不是告诉我们怎样去做了吗？只要指导思想正确，方向正确，我们就可以对现存的卖淫嫖娼现象进行治理和控制。

（一）防止过分扩大打击面

由于思想及思维上的定势，造成了过分扩大打击面，这已经在有关法规中表现出来了，主要有以下几种：

１、除恶务尽的急躁思想导致扩大打击面。如《广东省公、检、法司关于卖淫嫖娼违法犯罪问题的若干意见》（1992、10、19）中规定：“在……街道、公路旁……等公共场所招嫖，招娼，本人不供认，但有现场查获纪录等证据基本证实的，均以卖淫嫖娼论处。”这里的招嫖，招娼以卖淫嫖娼论处，事实上是对违法行为定义本身的不当扩大，即只是根据行为双方有这样的意愿，就认为卖淫嫖娼已经进行了。按这样的思维极易将“思嫖”、“思娼”也纳入到这个定义中来，这是与主客观相一致的法律原则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况下的处罚应根据卖淫嫖娼行为本身发展过程来做预备、中止、未遂、既遂的区分，而不应简单用“以卖淫嫖娼论处”来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