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关于 “黑哨案”，协会组织的思考
　　据金陵晚报报道，就“黑哨案”记者采访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王公义研究员。王教授说，尽管龚建平是以涉嫌企业人员受贿罪逮捕，但他指出，虽然足球裁判不是，可是社会国家授予起相当于这种权力的行为。因此“黑哨”应该适用“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在次笔者并不是想借此表明自己的观点，因为它尚未定论从理论上预测缺少现实意义。不过笔者对“黑哨案”提出一点异议：检察院以商业受贿罪提起公诉，但有关资料表明：在97刑法之前，1995年二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行《关于惩治违反公司法的犯罪的决定》。针对该决定的规定，实践中，罪名称商业受贿罪；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罪名的司法解释，对新刑法的规定，称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就这一点笔者认为司法的严肃性决定司法的统一性。
　　“黑哨案”已经引发了讨论，凸现出了法律问题，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属于社会团体人呢，抑或是国有事业单位法人？协会组织工作人员受贿应适用受贿罪，还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或者适用其他罪名？但是问题的症结还是在于协会组织性质的认定。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协会组织在“计划”中产生，协调管理着国家权力不能直接触及的领域，比如“土豆协会”。随着经济的发展，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经济条件的复杂化和新事物发展的要求又出现了许多新的协会，如“律师协会，”消费者协会“等。他们在市场机制中各自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为了适应市场化的要求有的协会走上了经营之道。协会组织以自己行业上的优势对社会的特定的领域实施着必要的管理行为。从他的行业优势来讲，协会组织被赋予了社会的职责，因此先义务便可得到国家权力的授予和资金的赞助。所以协会组织又具有”权力性“。此时协会组织成了矛盾体：市场性与权力性的结合。
　　法律问题将引发法律思考，法律思考将凝结成法律思想，法律思想的成熟将呼唤新的法律的出现。与次相似的司法实践值得借鉴；关于村委会组成人员的性质的认定问题曾是一个法律焦点问题，直至2000年4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了《关于第93条第2款解释》该解释规定村委会的组成人员在处理单纯的自治事务时不能视为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人员。但当上述人员从事具有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工作时，村委会的组成人员是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同时列举了具体的协助人民政府从事的七项行政管理工作。该解释为此类主体的认定问题提供了法律先例。从法律发展的法理角度而言，狭义的法的继承已显出了可能性与必要性。与次不同的是，我国的协会组织立法尚处于几乎空白状态。在不断发展的经济条件下，协会组织逐渐发挥着重要作用，他的影响力足以使部分的法律资源倾斜于该领域。一部新法律的诞生便有了社会的土壤-《协会组织法》。
　　孟德斯鸠在对权力的思考时，下了一个定论：权力放在谁的手里都会被滥用。此时的“权力”是没有法律监督的欲望的天堂。所以没有法律环境的“权力”是产生专制或人治的根源。在我国社会主义法治的法律背景下，协会组织以其行业的优势行使着国家的一定权力，在缺少法律监督与规制的状态下，协会组织的法律问题必然引起重视与思考。
　　我们的追求：市场经济与法治政治的协调发展；让权力与权利资源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中显出第一要性。
　　[参考文献]
　　[1] 彭万林主编 《民法学》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2年版
　　[2] 陈兴良主编 《刑法论判解》 法律出版社 2000年版
　　[3] 刘家琛著 《新刑法条文释义》 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7年版
　　[4] 周振想主编 《刑法学案例》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9年版
　　[5]《中国汉语辞典》 商务出版社 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