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指为了行使行政职能、实现特定的行政管理目标，而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经过协商，相互意思表示一致所达成的协议。运用合同方式管理国家事务是现代国家一个日渐增长的现象，尽管行政主体有时不得不利用命令方式完成行政任务，但很多时候，行政主体是用富有弹性的合同方式来代替生硬的命令完成行政任务。与其他行政行为相比，行政合同行为是通过契约的方式将国家所要达到的行政管理目标固定化、法律化，并在合同中规范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做既是为迎合现代，行政民主观念的更新——被管理方与管理方具有更趋平衡的地位，增加被管理方在行政中的参与民主，发挥相对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时也是为了提高行政效益。这也体现了行政合同的魅力是权利因素与契约精神的有效结合：一方面它是行政主体与相对人通过相互交流与沟通而达成的协议，另一方面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仍保持其原有公权力的身份，保证其行政目的。

　　我们知道，一般意义上的合同是当事人在地位平等的基础上所进行的一种民事法律行为，基于这一点，再加上对行政合同内容与效力的考察，学界部分学者认为行政合同主体双方权利义务对等或者说地位在本质上平等，这也许是对行政民主化的一种美好期望。然而，正如日本学者和田英夫所说的：“行政契约最终要附带条件，而且必然在行政法上受到修正、加工和改变，从而与私法契约相区别。”连向来以平等自居的英国人也通过判例形式得出“契约不能束缚行政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结论。可见，行政合同中权力因素确实存在。这种权力在行政合同中是以行政主体特权的形式存在的，这应该是行政合同的一个特点。所谓的特权是指在普通合同中当事人双方不可能享有的权力，具体概括行政主体在行政合同中特权是指：在行政法上确认的或在行政合同条款中规定的，作为签约一方的行政主体为实现公共利益之目的，而享有的不同于普通合同中规定的双方当事人权利义务对等关系而存在的对合同单方面行使公权力的强制性权力。

　　从特权的定义我们可以知道特权是为了保障公共利益，离开这一目的的“特权”应属于权力的滥用，而这两者之间常常难以区别。既然特权的存在很容易与滥用职权相混淆，那么为什么各国都在一定程度上规定了行政合同特权的存在？我们知道，行政合同中行政主体代表公共利益，当今社会，公共利益常常具有超个人利益的需要，不赋予行政主体一定的“特权”，而仅遵守一般合同规则恐难以实现行政效益最大化。所以讲，特权的存在还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