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支依诺沙星，出厂价3元左右，为招标打通行政部门会达到4元左右，招标价30元，然后医院加价后卖到38.1元，给科主任每支15元。药商剩下15元，去掉成本4到5元及打通医院领导，药商每支药的纯利润在7到8元左右。这听起来，怎么也像是天方夜谭。然而在湖北发生的这一内幕告诉我们，这一切原本很正常。

“看病贵”，是压在人们头上的一座大山；“命要钱买”，是千百万凄苦的悲鸣；“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演绎了多少家庭的悲惨故事。为了落实中共十七大提出的“病有所医”的美好愿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看病贵、看病难”，历时三年，组稿十番，民意数万，一份人民基本能接受的新医改方案终于亮相。而能否阻止药价翻10倍，这将考验新医改的成败。

解决看病难有两个因素，一是有钱看病，二是钱够看病。“有钱看病”，展开两层意思，一是要全民医保，医院的要有医保来买单；二是要大幅度提高国民收入，提高国民收入在社会分配中的比重，藏富于民，要让百姓有钱来购买医保中的个人份额。“钱够看病”，展开有三层意思，一是医保承担的份额要足够大，足够购买一般的医疗服务，二是重特大病种医保中国家承担的比例要大，三是医疗成本要挤水分，药价要降下来。

很难想象，在“药价翻十倍很正常”的情势下，怎么能够让医疗服务的价格降下来？怎么能够让医保能够承担得起？又怎么能够让“看病贵”得到解决？新医改蓝图能否成为现实，因素很多，但药价能否降下来绝对是个很重要的因素。如何减少药品流通环节，如何清除药品流通过程的腐败，新医改方案没有灵丹妙药，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的尽职和智慧。

简单的药品招标没能遏止“药价翻十倍”；简单的医药分家能否有效果还需要实践检验；国家增加医保报销药品目录，只是改良性质，未必能治本。怎样让200万医药代表成为药品流通过程的多余环节，怎样激励竞相使用对症有效的低价药，怎样让老百姓了解各家医院治疗同种疾病的平均价格，怎样让医药分家后医院和药店没有利益瓜葛，怎样让百姓比较哪些医生能使用更低廉的代价为患者治好病，这些都需要行政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