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语

　　传贳权与典权在具体制度上尽管颇有区别，但总体功能则多有相通之处。韩国法对传贳习惯充分尊重并善加改造，不因外国法制所无而轻忽之、不因现实利用欠广而否弃之，最终使其在现代社会中焕发新的生命力，此种立法之经验与理念，值得我国借鉴与反思。我国民法界持典权废止论者认为：中国实行土地国家所有和集体所有制度，就土地设定典权已不可能，就房屋设定典权虽无统计数字，但依法院受理案件的情形推论，出典房屋的实例也极少，保留典权价值不大。（注：参见梁慧星主编：《中国民法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物权编）》，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295页。）但问题在于，立法应考虑将来，具备必要的前瞻性。典权的现实利用率，并不当然决定其将来的利用率。典权兼具用益功能与担保融资功能，在担保物权制度不尽如人意、不能充分满足社会需求的环境中，有助于填补收益质的法律空白，促进财产价值的最大化。立法明定典权制度，增加可供选用的物权种类，亦有助于填补因截然划分用益物权与担保制度所形成的制度断层，缓解物权法定所造成的僵化效应，开辟新的融资渠道与不动产利用渠道。传贳权制度成文法化以来得到广泛利用的事实，也验证了其独特的制度优势。况且，法院受理典权纠纷较少，原因固然可能是典权实例较少，但也可能是另有习惯规范足以解决纠纷，或是因法律规则不明确、缺乏可预测性而使得当事人不愿将纠纷提交法院解决。对此未作实际调查即遽下断论，并不妥当。因此，法律制度之取舍，应对其现实状态与将来利用空间进行全面的考量与审慎的判断，方能作出理性的抉择。

　　  华东政法学院·崔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