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执行人员不能裁定李某赔偿。其一，本案不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该规定第57条所指赔偿，是就标的物是特定物而言的，而本案虽有特定物—银杏树，但该物不是本案的执行标的，故不应适用该项规定。其二，李某的行为尚未造成损害后果。损害后果是侵权赔偿的重要前提条件，既然李某的行为造成损害只具备可能性，那么，此时就不应存在赔偿的问题，张某拒不接受银杏树的要求便不能得到支持。其三、李某超越判决的内容，实施了侵犯张某的物权的行为，按照法院判决，李某应以不作为的方式让张某实现其支配权，这两者属于不同的法律事实，也应当分别处理。在本案的执行程序中，李某应履行的是不妨碍张某行使移植权的义务，虽然李某无因行使了张某的银杏树挖出权，张某的心理难以承受，但就张某整体的移植银杏树的行为讲，李某已不再形成妨碍，基于此，本案的执行程序应当终结。如果张某坚持要求李某赔偿损失，可告知张某就其财产损失另行提起民事诉讼，让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充分举证和质证，在此基础上作出裁判。通过诉讼亦有利于钝化矛盾，平息事端。相反，如果采取第一种观点，裁定书一经送达即生效，如被执行人不履行，势必采取强制措施，即使执行到位，也难以让被执行人诚服，甚至可能导致无休止的上访或缠讼。

    对于第二种观点，笔者认为如果被执行人显属恶意，以作为方式妨碍执行，故意损害申请人的财产，则可以对其采取强制措施予以制裁。但目前法院执行局千篇一律的格式化的执行通知书，即“限被执行人XXX于X年X月X日前按XX判决书自觉履行，逾期则强制执行”的形式，对这种履行内容系不作为的执行案件则不宜适用，因为容易引起当事人的误解，也易被当事人钻空子，给执行人员辨别其主观上的恶意带来难度，而主观恶意如难以确认，采取处罚措施则显然不妥，本案就存在此种情形。

    匡兴皋 宗卫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