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还需说明的是，法学“后潮”涌动，可以看作是法学领域百余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这一“长程学徒生涯”中“由东俎西”的又一波，是尽力赶上西方最新-因而也就是“最先进的”-思潮这一一如既往的认知定位的当下努力。当今之世，不少亚非第三世界国家的知识分子，包括法学从业者，都有这种特点，对于西方的新思潮新学说，奋追惟恐落后，几达亦步亦趋。长期以往，渐失自己想事、想自己的事，自己说话、说自己的话的能力。-可怕的“学术洗脑”。[45] 当年蒋廷黻对弟子费正清说，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对于西方文化的掌握，甚于对于自己祖国文化的了解，实际可看作是这个世纪中很多亚非知识分子的通病。另一方面，法学“后潮”涌动，则又为“全球化”情势下人文类型间的一种互动，不完全是“学徒情结”所能概括得了的。日子过到现在这个份上，全球联为一体，此类人文互动的事例还将不断发生，辗转中弱势一方更易受到强势主流话语的暗示和操纵，但弱势一方若能时刻不忘营造自己理想的人世生活这一最高宗旨，至少，即如“后现代法学”而言，正象前述会议组织者朱景文教授所言，不可能指望后现代法学指导当前中国的法制建设，但是它对现代法治所提出的挑战，对现代法学的基本观念所发出的诘难，则于启发我们的理论思维非为无益。[46]

　　最后，顺提一句，法学“后潮”冒头，实不能排除一些言说者们的无可奈何。近几年中，意识形态的网口时松时紧，而总体上仍属铁笼。一些出头的椽子先烂或差点先烂。事实上，杀鸡吓猴的微型意识形态操练已在明暗间搞过几回了。在此情形下，于知识作业意义上对西方的后学作一点中国法学的回应，实是对于现实的暂时回避，同时并得以继续保有以学术为业的自我定位，类似于沈从文之整理古代服饰史。此外，今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包括一些法学从业者在内，乐于以清赏心情起居于纯学术，“在法律的边缘”，君子游于艺。对于一些知识心灵来说，“后现代法学”庶几满足这一诉求。这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态度，表面上看似逃避，实则于一定程度上反将现实政治势力放逐，可能恰恰有利于法学作为一门学术的独立品格的长成。犹譬天下熙攘，出入言利，人心一切向钱看，无形中便将政治冷落，一度成为生活中心的政治，自然风光不再。而凡此迁转，有节制地和平过渡，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乃至所谓民主的成长言，均非始不为福也！因为民主的条件之一便是政经各有畛域，在互按牌理出牌中，平等互动，良性宰制；前提则是经由私人财产的逐渐积累及其财产所有权的确立，形成各为其主的多元利益景观，先期达致一种“谁也不敢欺负谁”的格局，从而有不得已的对话，有在对话基础上逐渐成型的调解利益冲突的管道。凡此事实形诸规则，一以宪法相笼统，则庶几靠近法治，虽不中亦不远矣。总之，在“后现代法学”论题上法学从业者所表现出来的这种心态和姿态，就言说者而言，或有其欣然与无奈之别，而就旁观者来说，则略如上言。惟时时需要警策者，以笔者一孔之见，则如下文所揭示。

　　六、尾 论

　　寒假回乡。时在参加上述“后现代法学与中国法制现代化”会议之后一旬。十年暌隔，小城变大，往昔视为畏途者，今日不过半时之程；环境破坏虽愈演愈烈，但自来水却又确乎较以前明洁爽口多了，煮粥甚香。烟雨迷蒙中，笔者甚至看见连乡村田埂上居然也立有公共电话亭，懿欤盛哉！而失业剧增，流莺处处，盗贼猖獗，警匪勾连，官场腐败成为常态，“现代化”（前、中和后）的恶果已然一并俱来，各种情势甚有一触即发之势，颇让人担忧。农村青壮年多流离大城市打工求生，驻守家园的基本上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农田大量抛荒，触目惊心。“农村真穷，农民真苦”，非眼见不足以言痛！至于垃圾横陈、泥泞不堪的小巷中，汉子们手持大哥大，东倒西歪来去之景象，更是见惯不怪。此不惟内地小城独有，京沪大邑，益且一景，“玩的就是心跳”，更加彰显了“发展中国家”这一西人发明的进行时态短语的现实意味。-作为事实的世道，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