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例如，常有论者在讲述诸如司法独立这类“西方式”话题时，强调法官作为“干部”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特别是法官“素质”的重要性，而“素质”则首先包括“思想境界”与“道德水准”，而以“关键是队伍”一言以蔽之。细加推究便会发现，这里实有类于“治吏”的思维在。戴震说，“夫天以亿兆之民哀乐安危授之君，君以民之哀乐安危倚任大臣。国之本莫重于民，利民、病民之本莫重于吏。”如果我们将这段话与上述强调法官作为“干部”在执法过程中的重要性的言说相比较，则其思想传承谱系，隐约可触。点出二者间的谱系传承，并无作道德评议或挑拨古今关系、作思想裁断的动机。实际上，任何言说都不可能完全脱离言说者本人的文化传统资源的渗透，而不论言说者本人是否清醒意识到或承认与否；而一种言说的出现或逐渐成型，有时甚至得益于此种“歪打正着”。上引戴震语详《戴震文选。“送巡抚毕公归西安序”》（北京：中华书局，1980），页164。

　　[15] 梁漱溟：《乡村建设理论》，收见《梁漱溟全集》，前揭，卷2，页187.

　　[16] 梁漱溟：“自述”，收见《梁漱溟全集》，前揭，卷2，页21.并参详拙文“蔡枢衡与《中国法律之批判》”第一部分，该文原刊《比较法研究》1999年第2期，收见拙著《说法 活法 立法》，前揭，页303—8。

　　[17] 端方：“请定国是以安大计折”，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藏《端忠敏公奏稿。卷六》，转引自包万超：“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载《北大法律评论》（北京，1999）第1卷第2辑，页508：“两江总督端方奏请迅将帝国宪法及皇室典范编定颁布以息排满之说折”，收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页47。

　　[18] 蔡枢衡：《中国法律之批判》（上海：正中书局，1947），页62。

　　[19] 参详Arnold J. Toynbee， A Study of Histor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54），vol.8， at 338。

　　[20] 梁漱溟先生曾经慨言，“辛亥革命确是两千年来一大变局，社会秩序 ── 一切法制礼俗都将从新订定。就为其一时订定不出来，陷于扰攘混乱者三十多年。”-其实，“陷于扰攘混乱者”岂止三十多年。而订定不出来的原因就在于缺乏事实基础。详氏著“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收见《梁漱溟全集》，前揭，页284—5.

　　[21] 艾伦。沃特森在《法律移植- 一个比较法的省察》中，于缕述各种法律移植实例后，得出了13点结论。其中，结论之四是：“社会性而言，法律规则的移植并非难事。不论律师或立法机构如何反对，但法律规则流畅平移，没遇太大困难即为既定制度所接纳，却确乎真实无讹。即便规则来自一极不相同的制度，情形亦且如此。”结论之八是：“在继受的社会于物质和文化皆远远落后时，继受依然可能并很容易，虽然导向简化甚或蛮化的变化会很大。”与此同时，作者又在结论之三的脚注中写道：“我们此刻正予考虑的只是相同规则的存在，而非是否它们在不同制度下总是发挥同样的效果。”照此推论，则上述“有法不依”不在“法律移植”的考虑之列，则此种“法律移植”在继受方看来，究竟动机和旨意何在，甚值疑虑。而论说者如此说话，便多少有些“站着说话不腰疼”之嫌。推己及人，无他，作者无此“不得不然”的人身经验呢！参详Allan Watson， Legal Transplants： An Approach to Comparative Law （Athens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Georgia Press， 1993）， at 9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