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沈家本：“监狱访问录序”，详李光灿：《评〈寄移文存〉》（北京：群众出版社，1985）所附《寄移文存。“监狱访问录序”》，页381.

　　[23] 沈家本：“裁判访问录序”，同上，页378。

　　[24] 胡适之先生1930年致王云五先生函。详《胡适之来往书信选》（北京：中华书局，1979）中册，页41。

　　[25] 沈家本：“与戴尚书论监狱书”，前揭，页343.黄仁宇先生在《中国大历史》（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95）中即指出：“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面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制力”，亦足资启发。具体论述详该书页276以下。

　　[26] 清末于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起草《破产法》，其后虽经奏准施行，但旋于光绪三十四年十一月即明令废止。民国政府于1915年曾制定有破产法草案，并未施行；1935年正式颁行破产法，以迄于今。但即便如此，“因为国人对于破产事件之处理，尚感陌生，故利用其解决债之纠纷者，为数不多”。详柴启宸：《破产法新论》（台北：宏律出版社，1982），“自序”，页2.并泛详曹思源：《破产风云》（北京：中央编译社，1996）；王卫国：《破产法》（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1999）。

　　[27] 参详拙文：“也谈‘中国问题’及其现代性”，原载《二十一世纪》（香港）1998年4月号，收见拙著《说法 活法 立法》，前揭，页10—7。

　　[28]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北京：中华书局，1981），页6。

　　[29] 同上，页7。

　　[30]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1卷，页157，转引自尤尔根。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刘北成、曹卫东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页126.并详《经济与社会》（林荣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页61—68。

　　[31] 在前揭“法律之道”中，霍姆斯大法官开篇即写道：

　　吾人之研究法律，并不是在研究某种不可思议的神秘物事，毋宁乃一项著名的职业。我们在研究吾人之所欲，以便诉诸法官，或向人们提出忠告，着其避讼。为何此乃一项职业，为何人们付与律师报酬为己争辩或提供咨议，原因即在身处类如我们这样的社会，就特定的案件而言，法官已然获得公众授权行使公共权力，而且，倘若必须，则动用全部国家权力执行其判决与裁定。人们想知道在何种情况及多大程度上，他们乃在冒险犯难对抗较其自身远为强大者。由此，查明何时应对此种危险心怀怵惕，遂成一业。职是之故，吾人研究之旨，乃在预测（prediction），即对公共权力经由法庭而作出何种反应之预测……尤有甚者，最为重要而精妙的是，几乎法律思想的每一新的努力的全部意义，均在于力使此种法的预言更为精确，并将其归纳、综合成为一个圆融自恰的体系。

　　同前揭，页457。

　　[32] 参详包万超：“儒教与新教：百年宪政建设的本土情结与文化抵抗”一文附表，前揭，页572—3.并泛详荆知仁：《中国立宪史》（台北：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4）。

　　[33] “事实总是滞后于规则”，是就百年中国的社会—政治变革多经由“以规则为事实开道”这一总体而言得为常例的现象立论的，并不意味着排除反例。事实上，就近十余年来的情形看，与“事实总是滞后于规则”同时并存的，是诸多“规则总是滞后于事实”现象，而造成制度对于事实的严重制约。

　　[34] 孙中山：《三民主义》（长沙：岳麓书社，2000），页108。

　　[35] 参详拙文：“也谈‘中国问题’及其现代性”，前揭。

　　[36] 哈罗德·伯尔曼认为，“西方法律传统危机主要是一个精神危机，即法律的认同感和目标的失落，以及它的历史性质（它的过去和未来）的丧失。……这不但是西方法律传统的危机，也是整个西方文化的危机。在西方文化中，对法律传统的尊重原本是它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而，二十一世纪与其他文化族群“携手合作”的西方人，“将会重新发现西方法律传统的源头。”详氏著“展望新千年的世界法律”，载《二十一世纪》（香港：香港中文大学）1999年4月号，页9—10.顺提一句，该谈话录甚多自相矛盾处，不遑细说，读者自当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