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理性的应用概念及其划分

　　目前，关于理性的应用性概念主要是斯密的经济理性，源于其理性经济人理论。至于社会理性，则没有形成理论，只有社会人的说法，包括马克思关于人是社会的人的说法和美国管理专家梅奥关于“社会人是‘以追求良好的人际社会需要为根本动机的人’”[9]。梅奥认为，调动人的工作积极性的决定因素不是经济报酬而是良好的人际关系。其实，关于人是社会的人的观点没有对人性进行深入分析，没有形成理论。而梅奥的理论，只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考虑问题，提出的是一种新的管理理论，即通过创造良好的人际关系的方法来调动工人的积极性;其理论是片面的(否定了经济利益的首要作用)，也缺乏理论高度、没有形成人性理论或哲学理论。

　　笔者认为，理性的应用概念是一种经验概念，是人类长期实践的经验总结。合作理性即广义社会理性、其认识论基础是人类存在社会连带关系----共存关系，因此需要合作，包括互利合作—经济理性(互利理性)和互助合作—社会理性(狭义社会理性、互助理性)。合作理性的价值论基础在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是人类的本性这一先验命题。合作理性的方法论基础在于，契约是实现社会合作的基本方法，包括经济契约(社会互利契约即市场交易契约)、政治契约(即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的社会契约)和社会契约(社会互助契约即社会保障契约)。

　　人的合作理性(广义社会理性)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市场领域的社会互利[10]理性，二是社会保障领域的社会互助理性。人类的这一合作理性是人类社会长期实践的产物，是基于对人们之间存在的社会连带关系的认识而达成的共识、采取的行动。当然，合作理性作为人性的组成部分，只是人性的一个侧面(正如经济理性一样)、而非人性的全部。并且，不同的人具有这种理性的程度是不同的，有些人理性成分多一些非理性成分少一些、另外一些人理性成分少一些而非理性成分多一些。换句话说，人类整体上具有合作理性，而个体的人可能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广义社会理性;作为抽象的人具备合作理性，而作为具体的人可能不具备或较少具备合作理性。因此，合作理性催生了法制，即通过建立强制性行为规范保护合作者、惩罚不合作者，从而保证合作的顺利实现;表现在市场交易领域主要是合同法，表现在社会互助领域主要是社会保障法。

　　合作理性包括经济理性和社会理性(狭义社会理性)，是人性的核心、在人性中占主导地位。合作理性的基本结论是，理性的个人主义在发展个人的同时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发展(经济理性)，理性的连带主义在帮助他人的同时帮助了自己(社会理性);理性经济人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同时促进了社会利益，理性社会人在帮助他人的同时也帮助了自己。经济理性在伦理方面表现为商业道德，首先是商业信誉;社会理性在伦理方面表现为人道主义、慈善思想等，首先是互助友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