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网报道】写在前面

　　土地，农民的安身立命之本。

　　但上世纪90年代前后，不少农民对土地的感情却发生了变化。种地不如打工。于是，他们放弃土地，外出谋生。

　　取消农业税，为农民减负。2004年3月，国家决定，取消延续近2600年之久的农业税。很快，又一项“利好”随之而来：种地，国家另有补贴。

　　至此，不少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返乡，讨要土地纠纷案件因此开始大量出现。

　　去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决议，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昔日的“冻土”，如今炙手可热。土地之争，再次加剧。

　　近日，最高法院下发通知，要求各级法院统筹协调好“土地纠纷”。

　　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连日来走访了受理“土地纠纷”类型比较集中的江宁区法院，试图透过一起起案件，感受土地的脉动!

　　数百原告只有一个诉求：要回土地

　　距离1996年3月将自己承包的4.19亩土地转包给同村的大舅哥后，王汉明(化名)夫妇离开江宁街道司家社区，到昆山一家台资企业打工，已经8个年头了。

　　王汉明所在的企业实行计件工资制。法定节假日如果加班，每完成1件，厂里都会给3件的报酬。8年来，这样的节假日加班，王汉明夫妇从没放弃过。

　　2004年“五一”黄金周前夕，王汉明出人意料地没有报名加班。除了7天应休假，他还向厂里请了半个月事假。

　　他要回家。他要向大舅哥要回那4.19亩承包田。

　　进村后，王汉明直接去了大舅哥家，正好赶上中午饭。

　　“说到底，土地还是咱农民的命根子。”几杯热酒下肚，王汉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大舅哥一听急了：“这怎么行，当初你说你实在种不下去了，我才看在你是我妹夫的面子上，把你的地接过来的。我也觉得这年头种地不划算，就把地转包给了一个朋友。这么多年了，你现在跟我要地，我怎么跟朋友张这个嘴?”

　　8年来的两人第一场酒，不欢而散。

　　离开大舅哥家，王汉明径直去了村里，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村里的答复是，王汉明当初将土地转包给其大舅哥，是双方同意，并经村里见证的;后来，其大舅哥将土地又转包给朋友，也是村里见证的。王汉明现在想要回土地，不可能!

　　“不可能，我也要要!”当着村干部的面，王汉明拍了桌子。

　　当年5月中旬，王汉明一纸诉状，将其大舅哥告到江宁区法院。

　　一审法院经审理认为，该土地的承包经营权已依法流转，对王汉明的要求，法院不予支持。

　　一个月后，市中院终审驳回王汉明的上诉，维持原判。

　　这是江宁区法院受理的第一起土地流转纠纷案件。随后，此类案件不断涌向法院，一年高于一年。

　　数据显示，2004年，江宁区法院受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案件只有3件，2005年上升到22件。2006年至2008年稳步上升，分别是33件、50件和75件。今年则出现了爆发态势，截至目前，已受理超百件。

　　这些案件的原告只一个诉求：要回土地。

　　一亩地从收入100元到净赚500多元

　　法官发现，这些土地纠纷，50%是农户之间自行流转土地产生，30%是当地水利工程、经营性占地引起，20%是因自行抛荒以及其他不规范调整引起。

　　“无论什么原因引起，至少，这些农民当初放弃土地，都有自愿的成分。”江宁区法院民二庭“三农案件合议庭”审判长郑宝海说，现在，农民又掀起回归土地热潮，得益于2004年3月国家出台的取消农业税政策。去年10月，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也保护了农民回归土地的积极性。

　　“冻土”变“热土”。曾经自愿放弃土地的农民，为何一下子对土地如此着魔?也许，发生在农民束永根身上的事，更能说清这个问题。

　　与王汉明一样，2002年初，家住江宁湖熟街道钱家社区葛家边自然村的束永根，与家人算了一笔账后，觉得种地“实在划不来”，就私下将自己的2.9亩土地，给了自己的堂哥束永贵种。束永根则与妻子杨晓杏一起，外出打工。

　　“当时，打工的收入虽然也不高，但比起种地还是要好很多。”束永根说，如果不是后来国家取消农业税，种地还有补贴，他是铁了心，一辈子不想种地了。更不会撕破脸与堂哥打官司。

　　国家取消农业税，再加上种地补贴，束永根与妻子算了一笔账后觉得，再种地“就划得来了”。去年初，这对夫妻找到堂哥束永贵“要地”。

　　“你们当初给我的那块地，转来转去的，早没影了。”束永贵说。

　　聊天中，束永根得知，当初，他把2.9亩土地交给束永贵，适逢社区搞农田水利建设，这块地就被社区占用;作为补偿，社区又从别的地方调整了一块给束永贵。结果调整的土地刚到手，又被自然村拿走，用于优质水稻育种。直到2004年，村里才把土地给了束永贵。

　　“那我不管，反正你得把这2.9亩地还给我。”束永根来了一根筋。

　　一个坚决讨要，一个坚决不给，这哥俩最终闹上了法院。

　　去年夏天，江宁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束永根拿回2.9亩土地，双方都没上诉。

　　土地到手后，束永根正好赶上种了一季水稻。

　　“这一季水稻，我收了3500多斤稻子。刨去成本，留下口粮，销售后，还赚了1200多块钱，这要在以前，想都不敢想。”提起现在种地的好处，束永根一脸的满足。

　　钱家社委会主任李慧慧给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算了一笔账：税费改革前，种一亩地，农民必须缴农业税、以资代劳费，还要购买种子、化肥、农药等，这几样加在一起，就有几百块钱。不算劳动力付出，还不能遇到自然灾害，粮食收成后，留下当年口粮、来年种子，一亩地满打满算，一季最多赚100块钱。税费改革后，农业税、以资代劳费都不存在了，种植一亩土地，还可获得108块钱的种植补贴，除去种子、化肥、农药以及劳动力成本，农民种一亩地，留下当年口粮、来年种子，销售后，可净赚500多块钱。如果改种经济作物，收入会更高。

　　“不少农民要回土地后，并未影响在外打工。”李慧慧说，“一年两季，到时请假回来收种，平时请亲戚朋友适当照看照看就行了。”

　　“此外，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允许农民以转包、出租、互换、转让、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说明在一定时期，农民对自己承包的土地，享受有一定的物权。”法律界有关人士说，农民可以把它“看成是自家的东西”。

　　“争田夺地”官司

　　凸显法律适用难题

　　家庭土地承包是带有社会福利性质的，满足了农户最基本的公平要求。但土地承包后，由于土地经营的分散化、细碎化，以及由此带来的小规模、高成本、低效益，使得不少农民对土地失去了信心。

　　采访中，不少农民还是经常拿“一亩地的例子”给本报深度报道组记者说事：当时，一亩地一季只有100块钱的收入，这钱随便到哪做点小生意，打点零工，都能挣回来;粮价一直上不去，每人每年500斤的口粮，也就300多块钱，打工一个月，就能挣回一年的口粮钱，比种地好多了。

　　“种地划不来。”

　　“这地不能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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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上世纪90年代，农民弃地打工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江宁街道司家社区一位负责人至今还记得：白天，村民到村委会，晚上就追到村干部家里，要求村里收回土地;村里没能收回的，大多村民都私下找人转包出去，有的干脆抛荒。

　　“放弃土地的多种方式，给日后断案，造成很大难度。”江宁区法院民二庭庭长孙哲说，一方面，当年进行土地流转时，当事人之间大多是口头协议，而无书面合同，现在纠纷产生后，难以判断当事人的真实想法，事实难以认定;另一方面，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一些街道都将农田改为大面积的茶园、鱼塘等，无法确认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归属。另外，涉及田地的征地补偿时，如何界定相应的土地范围，也成了审判工作的一大难题。

　　“再就是这些土地纠纷处理起来，法律适用也难。”孙哲说，就法律关系而言，这些纠纷有不少并非单纯的合同纠纷或侵权纠纷，往往是合同关系、侵权关系、权属关系、行政指导或行政管理关系纠缠在一起，审判思路难以理清。而且，现行涉及土地承包的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纷繁复杂。既有《土地管理法》、《农业法》、《土地承包法》，又有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地方政府的实施办法。加之中央政策的变化，导致有些规定不尽一致，有的甚至前后矛盾，法律适用难度较大。

　　“同时，一些特殊情形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可以适用，遇到此类案件，法院往往很难定案。”孙哲举例说，今年初，法院受理的一起土地承包合同纠纷案，就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能否继承、继承的范围和条件又是什么等问题。而此类问题，目前的法律还是空白。

　　“事实难认定、法律关系复杂、法律适用难……这些不能成为法院畏难办案的理由。”江宁区法院院长朱绚凌说。

　　农民要地心情迫切，但农民爽直，更在乎情与理。江宁法院“三农案件合议庭”的法官在办案中摸索出了一套办法：断案，一律先到田间地头。

　　每接手一件案件，法官都会赶到案件当事人所在的村落，调查事实真相，然后展开调解。调解不成，就在田间地头开庭。法官郑宝海说，这样做一是可以请旁听的村民评评理，看谁是谁非。再就是可以释明法律，解剖一个案件，让全村人都能明白其中的道理。

　　据统计，江宁区法院自2004年5月受理第一起土地纠纷案件起，至目前已受理各类土地纠纷案件逾300件，其中六成经调解结案，判决的案件中，当事人98%服判。

　　这些已经审结的案件，不管是判决结案，还是调解结案，没有一起案件的最终了结，是经过法院强制执行的。法律文书一旦生效，当事人都能自觉履行义务。

　　事情了结后，法院还会就村里的“不当做法”，向相关行政村发出司法建议，建议改善工作，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

　　“每一起涉农案件，我们的法官都是这样做的。”朱绚凌说，只要用心办案，工作做到家了，不仅能查清案情，还能取得当事人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