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联邦德国在战后确立的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对经济犯罪产生了很大的遏制作用，旧的在经济短缺时代困扰社会多年的犯罪行为不复存在或者不再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了，经济刑法也表现出了总的与社会福利同步发展的良好势头。当然，在德国，虽然贯彻着新的经济政策，经济犯罪仍然存在着，德国的经济刑法今天还是一个处在变革中的法律领域。

　　百年德国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发展史，从刑事法律的角度也反映了百年德国经济政策成功与失败的演变与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联邦德国在同经济犯罪作斗争中之所以处在比较主动的地位，从根本上说，得益于其进步的经济政策。这个经济政策与德国先前的经济政策相比，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其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思想。社会市场经济的政策不再仅仅考虑国家对经济的干预程度应当多一点还是少一点，也不再仅仅考虑经济指标应当高一点还是低一点，甚至经济效率也仅仅是这个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政策比较早地自觉不自觉地在经济政策中综合考虑了个人、社会与经济的各方面因素，也就是说，经济政策不再是对单纯的经济指标的追求，而且是同时兼顾对个人和社会发展的重视；国家在追求经济效率的同时，并没有忽视社会公平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意义。在这个政策的基础上，德国在西方发达的商品经济国家中，是一个在建设“法治国”的同时比较鲜明地提出以人为本的“社会国”[注释]思想的国家。这个经济政策在强调保护公民权利和提倡个性自由的同时，为了国家和个人的根本利益，也同样强调在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平衡；在撤消限制经济活力的过时法律的同时，仍然保持国家调控经济的手段。这种比较全面地考虑个人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策，从历史上看，比较恰当地调整了德国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的矛盾，解放了战后德国的生产力，更使经济刑法的应用有了一个基本的指导方针，从而为比较成功地遏制经济犯罪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总之，只有经济政策的成功才有经济刑法的成功，或者遏制经济犯罪的成功。百年德国经济政策与经济犯罪和经济刑法的关系揭示的这四个方面的独特之处即：经济政策的特点决定了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特点，经济政策的动荡导致了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的动荡，经济政策的反动恶化了经济犯罪与经济刑法，进步的经济政策有效地遏制经济犯罪，清楚地说明了经济政策在打击经济犯罪和发展经济刑法中的基础性地位。

　　当然，国家在努力贯彻自己制定的经济政策的时侯，自然并且应当依靠法律，包括刑法的力量来保证政策的实施。当政策的实施不如人意的时侯，自然也会考虑加大执法力度，其中包括加大刑法的打击力度。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德国刑法为保证当时经济政策的实施，就曾经发展到无所不用其极的地步。然而，那时的经济犯罪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遏制。经济刑法在打击经济犯罪方面不能发挥效力，从根本上说，也是经济政策本身决定的。因此现在，在德国打击经济犯罪的斗争收效减弱的时侯，尤其是在刑法已经“竭尽全力”发挥作用而经济犯罪仍然在总体上猖獗的时侯，德国的刑法与犯罪学工作者总是愿意检讨一下德国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加以调整。的确，经济刑法对经济犯罪可能发挥的作用，从根本上说，已经包含在经济政策之中。德国经济刑法在自己发展过程中的这个经验与教训，为“最好的社会政策是最好的刑事政策”这个刑法学名言提供了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