④ 转引自陈兴良著：《刑法哲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5页。
　　⑤ “开放的构成要件需要补充的部分，一般是规范性要素，而且是没有写出的规范性构成要件要素。”参见［日］大塚仁著：《犯罪论的基本问题》，冯军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5页。
　　⑥ 关于“规范保护目的”的概念及其在结果责任的归属判断上的功能，参见倪培兴：“论作为归责理论的犯罪构成理论”，载陈兴良主编：《刑事法评论》第1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
　　⑦ 对于德文的“犯罪”一词，我国台湾学者柯耀程教授做了这样的注释：“在定义及用词上，一般所称犯罪者，德文以‘Verbrechen’称之。但该字由于其不明确的概念和范围，在刑法上已渐渐不用，而以‘Straftat’代之。如从字义上来看，以‘Straftat’来称刑法上所称之犯罪，较为妥当，盖该字所表示者，有‘刑罚事实’之意，更能将刑法对于行为评价的关系，从字义上即能明确标示出来。”参见柯耀程著：《变动中的刑法思想》，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⑧ 汤维建：“关于证据属性的若干思考和讨论——以证据的客观性为中心”，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248页。
　　⑨ 参见杨宇冠著：《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2页。
　　⑩ 何家弘：“‘事实’断想”，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1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0年版，第5页。
　　(11) 葛洪义：“法学研究中的认识论问题”，载《法学研究》2001年第2期。
　　(12) 宋世杰著：《证据学新论》，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19页。
　　(13) 朱友学：“证据主观特性新论——主观特性决定证据之为证据”，载何家弘主编：《证据学论坛》第4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2年版，第325页。
　　(14) 人类学者马文·哈里斯（Marvin Harris）从语言学中“挪用”了这两个术语，将其运用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所谓“主位的”观点，也就是参与者或当事人的观点，所谓“客位的”观点，也就是旁观者或观察者的观点。哈里斯这样写道：“我想下述例子表明了主位知识和客位知识之间的差别的无比重要性。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特里凡得琅地区，我访问了农民，问他们自家牛的死因问题。每个农民都坚持说他决不会故意缩短任何一头牲畜的生命，不会杀死它们或让它们饿死。每一个农民都强烈地肯定了印度教不准屠杀家牛的规定的合法性。然而时过不久，从我收集的牲畜繁殖记载来看，很明显，小公牛的死亡率比小母牛死亡率高出近一倍。……这种情况下的主位研究结果是谁也没有故意或乐意缩短牛的生命。人们反复告诉我说，每一头牛不论它是什么性别都有权生存。但是这种情况下的客位研究结果是，用优先杀公牛的方法，有系统地调整牛的性比率，以适应于当地生态和经济的需要。”参见［美］马文·哈里斯著：《文化唯物主义》，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37～38页。与之相类似的是，在刑事诉讼中，司法人员通过主位操作的方法（如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的主位证据（供述和辩解），与通过客位操作方法获得的客位证据（如物证）往往也是矛盾的，至于哪一种证据更客观或真实，却是另外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