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月4日，杨某等五人与刘某口头约定，由杨某等人共同雇佣刘某的小货车，一同前往外地服装批发市场进货。到达目的地后，杨某购置好第一批货物并装上小货车车厢，当时，刘某亦在场。之后，杨某购置好第二批货物回到小货车停靠地点，刘某未在场，杨某将第二批货物亦装上小货车车厢，上好锁后，即与他人到饭馆吃饭。待刘某返回小货车停靠地点时，刘某告知其小货车车厢的蓬布被割开，货物可能有丢失。杨某上车查看后，发现其价值人民币4780元的货物被盗。二人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经侦查未能找到行窃人。杨某向刘某索赔未果，即诉至法院。

　　对于该案应如何处理，审理过程中出现四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杨某与刘某之间形成运输合同关系，杨某将货物装入刘某小货车车厢，刘某即有将货物安全运输到目的地的义务，现货物丢失，刘某有过错，应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杨某与刘某之间是一种租赁法律关系，刘某仅是按约定的时间与路线并提供约定的工具和负责驾驶。杨某是货物的所有权人，又是押运人，应对所带货物负看管责任。刘某只是提供搁放货物的空间，杨某装货后，未通知刘某对货物进行点数，看管货物的责任未转移给刘某。因此，刘某并无过错，不负赔偿责任。

　　第三种意见认为，被盗货物价值人民币4780元，已达到刑事立案的标准，依法应追究行窃人的刑事责任，根据“先刑后民”的原则，本案应先解决刑事诉讼的问题后才能解决民事赔偿问题。

　　第四种意见认为，杨某与刘某之间形成了一种特殊的运输合同关系，双方未对货物的看管责任作出约定，对货物的丢失均有过错，杨某应负主要责任，刘某应负次要责任。

　　笔者认为，第四种意见是正确的，理由如下：

　　杨某等人与刘某约定，由刘某运送杨某等人到外地购货，并将杨某等人与所购货物运回出发地，杨某等人与刘某之间已形成一种特殊的运输合同。该运输合同与一般的运输合同相比，有以下三个方面区别：1、杨某等人与刘某所成立的运输合同，运输对象既包括旅客（即杨某等人），也包括货物。其目的不仅要从出发地运送杨某等人目的地再回到出发地，而且必须将所购货物从目的地运回出发地。而一般的运输合同，承运人往往只须将旅客或者货物运输到特定地点即可。2、本案的托运人与旅客是同一人，其与承运人都是特定的，刘某也正是应杨某等人的要求而才提供运输服务的。而在一般的运输合同中，托运人与旅客通常是不特定的，而且在允许多个主体从事一定区间的运输业务的情况下，承运人也是不特定的。3、本案合同内容是由双方协商确定，而一般的运输合同多为格式合同，并由承运人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