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合同法在规定根本违约的时候，确立了判定是否根本违约的标准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究竟什么是“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则属于立法留给法官自由裁量的范围。但司法中的自由裁量并不是任由法官凭借自己的思维作出裁断，而是应当遵循一定的法律方法，凭借一定的法律思维路径，直追立法的本意。因此，法官在判定是否构成根本违约时，应当从根本违约制度的立法价值着手，对当事人的行为进行合理的分析。从立法的目的来看，判定是否根本违约应当把握以下两点：

    其一，合同的不当履行部分包含了实现合同利益的关键因素。对于一个合同来说，其履行中包含的因素包括时间（期限）、地点、标的物情况、特定的身份要求等。对于不同的合同，这些因素发挥的作用并不相同，如果特定因素对权利人而言是其实现合同利益的关键，并且是不能替换的，那么，就可以认定其为合同的关键因素。违约行为只有包含了实现合同的关键因素，方能认定构成根本违约。

    其二，在无法判定是否违反合同关键因素的情况下，如果继续履行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小于因解除合同所造成的社会财富损失，则不宜认定为根本违约。合同从当事人角度讲，是为了实现其特定经济目的，从社会角度讲，则是为了优化社会资源的配置。所以，对特定合同的违约是否采用根本违约这种严厉的制裁方式，主要应看实现合同利益的关键因素是否被违反。在无法判断时，则应当从是否有利于实现社会利益最大化来判断是否根本违约。如果合同因违约被解除给违约方造成的损失远大于非违约方因解除所可以获取的利益时，就不应认定合同构成根本违约，而应继续履行，同时由违约方对非违约方予以赔偿，以平衡双方利益，实现合同的最大效益。当然，这样的处理方法只有在无法认定合同的关键因素是否被违反的情况下才能适用。

    本案是以树木种植为标的的承揽合同，合同目的是获得约定的树木。在这一关系中，树木的成活率、树木的品种、树种的数量是合同中最为关键的因素，而在这些关键因素上，被告并没有违约。尽管被告为原告栽种的树木有部分在胸径、分叉上与合同约定不符，但差异不大，远没有达到在属性上偏离双方的约定（比如，约定的胸径是大树，而栽种的是小树，此种情况就构成树木属性偏离双方的约定）。况且，无论原告是为了绿化还是为了以后出卖树木，部分树木在胸径上的差异，虽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原告的利益，但并不会导致原告订立合同目的的落空。所以，被告没有根本违约，双方的合同应当继续履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