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诉讼前，原告因缺乏专业知识曾申请进行医疗事故鉴定。诉讼中，鉴定结论虽作出，但因本事故非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鉴定范畴，故尽管鉴定结论认为原告系医源性坐骨神经损伤，不属医疗事故范围，被告却不能以此作为免责的抗辩理由。

    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结论是否是本案诉讼的前置程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应是否定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医疗事故争议案件人民法院应否受理的复函》规定：“医疗事故技术鉴定委员会所作的医疗事故鉴定结论，系卫生行政部门认定和处理医疗事故的依据。……当事人仅要求医疗单位赔偿经济损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的规定，按民事案件立案受理。”从该司法解释中可以得出下列结论：医疗事故鉴定结论不是对医疗事故争议仅主张民事赔偿案件诉讼的必经程序；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是人民法院对平等主体间民事诉讼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依据。最高人民法院虽未对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作出司法解释，但其上述司法解释体现出的精神，应该说在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赔偿案件的受理问题上同样适用。因为：１。国家目前尚无法律、法规规定鉴定结论是人民法院审理预防接种事故争议引起的民事赔偿案件的前置程序；２。该类纠纷属平等主体间的民事诉讼，其是否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才是法院决定是否立案的唯一条件；３。如将鉴定作为立案必须条件，鉴定机构的不作为将会成为受害人索赔的程序障碍，至少使受害人不能即时主张权利，这不利于及时保护受害人的合法权益。本案原告瞿疏朗起诉时仅主张民事赔偿，且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起诉条件，故未进行预防接种事故鉴定不能妨碍他行使民事诉讼的权利。

    三、责任人的认定。《全国计划免疫工作条例》第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各级医疗卫生单位和全体医疗卫生人员，均有执行本条例的责任和义务。”根据条例第８条、第９条对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各自的分工规定，卫生防疫部门在计划免疫工作中负责制订计划，培训人员，发放生物制品，考核预防接种效果，处理异常反应，进行免疫水平的监测，冷链管理以及对医疗卫生单位进行计划免疫工作的业务指导、督促、检查。医疗卫生单位和医疗卫生人员则按当地卫生防疫部门的统一安排，开展计划免疫工作。由此可见，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主体包括卫生防疫部门和医疗卫生单位，但他们各有分工。原告居住地的卫生防疫工作根据上级组织的统一安排，由南京市鼓楼区防疫站和被告省级机关医院共同进行，他们按条例对其的分工规定各司其职，具体接种工作由省级机关医院进行。由于卫生防疫工作是他们双方而并非区防疫站一方的职责和法定义务，因此，对按法定分工履行各自职责时发生的事故，就应由职责段的过错方承担法定责任。如区防疫站和省级机关医院系共同过错（如区防疫站发错接种疫苗，省级机关医院注射时又未对疫苗进行查验就接种，导致损害发生的），就应由双方共同承担责任；如是一方的过错，就应由有过错的一方承担责任。原告残疾是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在实施预防接种注射时所致，该护士具有多年预防接种工作经验，其注射部位错误并非区防疫站培训有误或指导不当所致，而是其自身过失造成，因此区防疫站对损害后果的发生并无过错。本案是基于过错而由责任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区防疫站作为无过错方无须承担民事责任，故被告关于责任人应为区防疫站的主张不能成立。省级机关医院儿保护士实施接种行为是履行职责，其间因过失致残原告是有过错的，该职务行为产生的法律后果应由其所在单位省级机关医院承担，因此本案的责任人应确定为省级机关医院。被告所作的关于自己是应区防疫站的要求，无偿提供条件和技术人员，实施计划免疫工作的抗辩，将国家赋予自己的法定的计划免疫义务曲解成受委托行为或无偿帮助行为，从而得出应由负有计划免疫义务的委托人或被帮助的受益人区防疫站承担赔偿责任的错误结论，该免责抗辩不能成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