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彩民购买体育彩票是一种典型的博彩行为。彩民付出一定金钱，得到一种可能中奖的机会，带有明显的机会性和不确定性，因而彩民与发行人间形成一种射幸合同关系。根据我国合同法的契约自由原则和有关行政管理法规，彩票必须直接上市销售，坚持自愿购买原则，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对于数字型彩票，其规则要求购买者选取0~9之间数字进行排列组合，赋予了彩民更大的自主选择权。在法律关系内容确立方面，彩民购买体育彩票行为实质是一个要约、承诺、甚至包括反要约在内的缔约过程。发行人以一定的公告或广告方式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布本次彩票类型、发行时间、地点、数额、中奖机率、奖品等一系列具体内容，其目的是引导并希望彩民购买彩票，属于要约邀请，如同推销商品的商业广告。彩民按照自己的意愿向销售人提出购买要求，即为要约，销售人依照规定同意出售并给付彩票，系发行人予以承诺并履行付票义务。销售人交付的彩票不符合购票人的要求，表明双方的意思表示未取得一致，根据我国合同法的规定，双方间未能成立合同，出票人的这一行为可视为反要约，购票人对此既有权拒绝，也有权接受。购票人接受改变其初衷的彩票，该行为即表示承诺，由此双方重新订立合同。本案中，假定尹某要求投注的彩号是406922，而承销人员出具的彩票号码是409622，则双方之间尚未建立投注号码为406922的彩票合同。若尹某拒绝，则销售者应当收回409622彩票。事实上，尹某接受了409622彩票，双方由此确立了号码为409622的彩票合同。因此，尹某要求行使406922彩票的中奖权利或赔偿其相应损失，显然缺乏依据，不能得到支持。尹某已放弃其依法享有的拒绝权，后果应当自负。

    笔者同意上述第二种意见。

金建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