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经济法细化了附随义务的内容。合同法对附随义务内容的规定极不明确，经济法则对相应内容作出了详细而明确的规定。例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19条规定：“经营者应当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者服务的真实信息，不得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与之相适应的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规定了消费者知悉真情权：“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价格、费用等有关情况。”《产品质量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广告法》等对此亦分别有明确的规定。关于保护义务，《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7条、第14条、第18条，《广告法》第10条、第18条，《产品质量法》第26条、第29条、第35条均有详尽的规定。

　　第四，经济法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力度加强。仅就对附随义务地位的强化、承担方的确定、以及义务内容明确化而言，经济法不过是对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的某些强制性规定而已，似乎可将经济法看作合同法的特别法。但是当经济法将国家的司法机关、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乃至社会团体确立为保障附随义务履行的监管机关时，与合同法的区别便凸显出来。《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四章规定国家、各级人民政府、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和其他有关行政部门应在各自的职权范围内，采取措施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法院应当采取措施，方便消费者提起诉讼，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起诉条件的消费者权益争议，必须受理，及时审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三章规定了对有关不正当竞争行为的监督检查内容，第16条规定：“县级以上监督检查部门对不正当竞争行为，可以进行监督检查。”第17条、第18条、第19条则对具体情况作出规范。《产品质量法》第二章、《广告法》第四章也有相关规定。非独如此，经济法亦赋予了社会性组织对履行附随义务的监督控制权力，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五章有关消费者组织的规定，《产品质量法》第20条、第21条有关从事产品质量检验认证的社会中介机构的规定，第23条有关保护消费者权益之社会组织对产品质量监督管理的规定均有社会监督的性质。与合同法相比，经济法加强对附随义务履行的监督控制表现于两个方面：一从形式上看，以行政机关为主的国家机关和社会组织介入了合同关系。在合同法中履行附随义务与否是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个人事务，对义务的监控权亦主要在合同关系相对人，即使需要请求司法机关救助，也采取不告不理原则。但是在经济法中，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甚或立法机关以及社会组织立足于社会的宏观立场，监督控制负有附随义务的合同当事人向相对人履行义务，并且此种监督是全方位的与合同运行相始终的。在义务人违反义务或企图违反义务时，无需合同当事人请求，便可及时强制义务人改正行为、履行义务。二是从实质看，它是国家公权与社会公权干预个人权利、限制契约自由的具体表现。契约自由是合同法的灵魂，因此合同法虽肯定附随义务，一定程度上照顾到社会权利、社会利益，然而其维护合同当事人权利平衡的立场未变，社会利益在其视野之内无非是“又一个普通市场主体”的利益而已，故而实行了公私一体保护原则。但是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整体立场，以维护社会权利为本位，在其视野中社会权利、利益优于个人权利、利益，因而需建立特别的保护机制，限制个人权利、自由，协调社会权利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侧重保护社会权利和利益。经济法便引入公权，干预私权。此时，社会公权、国家公权一身兼二职，不仅是社会权利和利益的代表者，而且是社会权利和利益的维护者。当合同当事人违反附随义务时，其侵犯的不仅是对方当事人的个人权利和利益，而且直接或间接地侵犯了社会权利与利益，行政权等公权便可直接介入合同关系，限制双方意思自由，平衡二者的权利、利益关系，此时公权便与私权-请求履行附随义务的合同当事人的权利-重合了。因此有学者说经济法是公权与私权融合生长之产物。经济法将合同关系中附随义务给予特别关注，主要是由附随义务在其视野的特殊地位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