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 参见前引刘宁元等著书，第168页。运用该规则最为典型的判例是1967年美国最高法院审理的 “犹他州馅饼公司诉大陆面包公司案”。事实上，迄今为止美国法院仍未对究竟是运用“平均可变成本”还是“平均总成本”为判案标准形成一致的看法。参见前引曹士兵著书，第237页。

　　[17] Phllip Areeda and Donald ·F·Turner，“Predatory Pricing and Related Practices under Section 2 of the Sherman Act”， Harvard Law Review，88（1975），pp． 697—733．

　　[18] 参见前引曹士兵著书，第237页。

　　[19] 引自美国最高法院在Brooke Group Ltd．v．Brown  Williamson Tobacco Co．一案中的判决。参见黄勇、董灵著：《反垄断法经典判例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2年12月版，第192—193页。

　　[20] 参见前引曹士兵著书，第235页；前引刘宁元等著书，第169页。

　　[21] 参见许光耀著：《欧共体竞争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年6月版，第214页。

　　[22] 参见阮方民著：《欧盟竞争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5月版，第381页。

　　[23] 参见孔祥俊著：《反垄断法原理》，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538—539页。

　　[24] 关于ESC公司诉AKZO公司案件事实和欧洲法上掠夺性定价的界定标准的相关论述可参见王晓晔著：《欧共体竞争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6月版，第249—252页；前引阮方民著书，第381—383页；前引许光耀著书，第214—215页。

　　[25] 参见沈敏荣著：《法律的不确定性——反垄断法规则分析》，法律出版社2001年1月版，第73页。

　　[26] 参见 [冰] 思拉恩·埃格特森著：《新制度经济学》，吴经邦等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71页。

　　[27] 正如哈特所指出的那样，无论立法如何顺利地适用于大多数普通案件，都会在某一点上发生适用上的问题，表现出不确定性，即具有所谓的空缺结构（open texture）的特征；在立法而言，空缺结构是人类语言的一般特征，这种不确定性是人类通过任何形式适用语词传递相关事实问题过程中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种详尽无遗、在适用于实际案件时不致出现任何新问题的法律规则是不存在的。“法律理论有一个反常的历史，因为它既易于忽略又易于夸大法律的不确定性。为了避免在这两个极端之间摆动，我们需要提醒自己注意人类缺乏预测未来的能力，这种缺乏在不同的行为领域有程度上的不同，根本上是由于未来的不确定性；还要注意法律制度应采取各种各样的技术，以弥补这种欠缺。”丹宁勋爵也有过类似的告诫，指出“必须记住，无论一项法律什么时候被提出来考虑，人们都没有能力预见到实际生活中可能出现的多种多样的情况。即使人们有这种预见能力，也不可能用任何没有歧义的措词把这些情况都包括进去。”参见前引哈特著书，第127— 130页；[英]丹宁著：《法律的训诫》，群众出版社1985年版，第10页。

　　[28] 参见前引沈敏荣著书，第73页。

　　[29] 参见前引哈特著书，第127页。

　　[30] 参见F．M．Scherer，“Predatory Pricing and the Sherman Act：A Comment”， Harvard Law Review ，89（1976），pp.869—890．希勒的“全面评价”虽然得到了一些反垄断法专家的赞赏，但是同时也遭到了一些经济学家的批评，认为这种全面考评价的方法的效率和公平特性是有疑问的，而且无法确定。参见[美]奥利弗·E·威廉姆森著：《反托拉斯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99年3月版，第 342页。尽管本文所认为在判定掠夺性定价行为过程中应当考察的因素与希勒所考察的并不相同，但对其提出的全面考察的思路极为赞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