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企业在社会中角色的转换

　　在传统经济学中，企业的最终目标被认为是最大限度地营利，以实现出资者利润的最大化。此种观念不考虑企业行为的社会后果，不考虑企业获取利润手段的文明程度和道德性质；同时也不考虑企业行为的社会评价，而将是否有利于实现企业及其出资者利润最大化作为评判企业以及企业经营管理人员行为是否妥适的具有优势地位的乃至唯一的价值标准。这种观念在早期的企业立法中有一定程度的反映。然而，此种传统观念应当说仅仅是经济学上的一种假设，其不能全面体现社会经济生活的实然状态。鉴此，理论界开始对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角色定位予以重新思考。在当代，主流观点已放弃了绝对一元主义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认为企业的角色不仅仅是出资者谋取利润最大化的工具，而且也应是实现社会福利的实体；企业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亦须充分考虑相关者的利益。观念的转变导致了立法的变革。近世以来，为使企业的行为符合并充分尊重社会公众的利益，各国立法界都在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问题上作了不懈努力：一方面颁布大量的引导和强制企业践行社会责任的专门法规；另一方面，又在传统企业法或公司法中增设保护企业利益相关者的条款。这些立法，对于企业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法律制度之建立，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

　　（四）传统民法对企业运行的规制及其局限

　　从立法史的角度看，企业运行的法律规制最初主要是由传统民法来承担的。传统民法对企业运行的规制囊括了企业行为和企业组织两大基本问题。首先，在对企业行为的规制方面，传统民法规定了民事主体进行民事活动的一般准则，自然也就确立了企业以及企业的出资者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基本规则。其次，在对企业组织的规范方面，传统民法对法人制度的规定，使企业的主体资格及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企业的组织机构及其规范化运作，企业设立、变更和终止的规则等企业的组织问题得以明确，这就为人们组织企业以便进行市场交易，以及作为组织体的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异动提供了基本准绳。

　　传统民法以个人本位或权利本位为其法哲学基础，强调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的意思自治，以此种观念为指导的传统民法对企业运行的规制，在当代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也就不可避免地暴露出其局限性。其一，传统民法的要旨在于根据市场交易的固有规律及其要求，为包括企业在内的所有市场主体设定市场交易的一般准则。因此，其对企业运行的规制未能超出市场交易领域而深及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具体组织过程。在对企业行为的规制上，传统民法并不直接干预企业的具体市场行为，也不要求企业从事某些市场行为（如根据国家计划购买原材料或销售产品）或者非市场行为（如对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承担社会责任）；在对企业组织的规制上，传统民法的调整作用尽管也涉及到企业的内部（如对企业组织机构之间、企业与出资者之间及出资者相互之间关系的规定），但其主要功能在于塑造企业的民事主体地位及其相应的自主意志和独立财产制度，同时为出资者依其自主意志和市场法则设立、变更和终止企业提供法律依据，并不直接干预企业内部的具体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此种企业调整体例，显然不利于克服企业的盲目运作和企业为了局部利益而践踏社会公共利益或全局性利益的现象。其二，传统民法在充分尊重作为民事主体的企业及其出资者自身利益的同时，亦不否认甚或注意到了出资者的出资行为及由此所生之企业于社会经济之繁荣和社会福利之增进的意义，但它以效率为直接的和最高的价值目标，且把当事人依其真实意志自愿地进行市场交易视为是最富效率的。因此，传统民法创设的目的，仅在于为包括企业及其出资者在内的民事主体自愿地进行市场交易提供制度上的保证，以达到其所期望的普遍提高全社会经济效率之最终目标。而对于社会公平问题，传统民法将其看作是主要应由政府或者其他法律部门予以解决的事项而予以忽略。也正是缘于传统民法并不基于社会公平的理念解决市场失灵这一有损于社会经济之繁荣和社会福利之增进的市场机制所固有的不足，故传统民法并不对企业的经营行为给予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强制引导；企业经营行为纯粹由企业根据自由意志抉择。一言以蔽之，传统民法关注效率而不致力于社会公平，也就难以为社会建立起必要的公平机制。其三，传统民法所规定的企业的法律地位仅限于民事流转领域，而对于企业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亦即企业作为社会实体的全面本质或者说企业在社会生活中的完整角色问题，是未有涉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