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所周知，近代中国思想家们直面的大清帝国是满族入主中原建立起来的，它通过超民族的“文化至上论”（“天下”观）解决了自身统治的正当性（legitimacy）问题。也就是说，满清与先前任何一个专制王朝一样，是通由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儒家伦理而获得自身专制统治之正当性理据的。然而，晚清的遭遇却是先前任何一个朝代所不曾有过的，它所面临的的确是亘古未有之巨变，变法改制自然是不可避免的，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变革是在中西文化价值理念交会、冲突的背景下展开的，因此，“中华帝国的转型不再会是以往历史上曾有过的改朝换代，而是国家型态的重新建构（朝代国家转变为民族国家）。” 担负起重建国家正当性理念的近代思想家们，再也不可能从传统的人伦道德谱系中获取足够的精神资源了，而传播渐趋广泛且势头渐趋强劲的西方政治文化所涵蕴的价值信念和基本原则越来越引起他们的关注，又是完全合乎情理的事情。尤其值得人们注意的是，这被当时颇具忧患意识的思想家们自觉地体认为儒学传统之“开新”的必由之径，而不象今人所理解的那样意味着对传统的背离和否弃。

　　事实上，自晚清间接或直接涉及政治体制变革的各种思想萌发伊始，大清帝国通由儒家“三纲五常”的伦理信条所获得的国家权力正当性理据，就不可避免的遭受到了怀疑。尽管象薛福成、王韬这些所谓早期改良派人士一再强调，他们所主张的“变法”的基本意涵在于“三代之法不能行于今日”（王韬），因而需要 “修明前圣制度”（薛福成），以从根本上维系中华帝国的正当性理念传统，但思想历史演进的轨迹并不与他们的主观期盼、怀想甚或承诺相一致，随着“变法”的推进，传统的中华帝国的正当性理念也在悄悄地被消解着。可以说，薛福成、郑观应等人提出的所谓“君民共主”论、“君民一体”说恰是晚清帝国权力正当性理据遭遇怀疑和动摇的开端；而马建忠颇为慎重地向撑持晚清权力大厦的关键人物李鸿章讲述，西方近代政治变革的基本价值取向体现了 “人人有自主之权”、“人人有自爱之意”的权利精神，这已是明确地向中国人传输了西方近代国家权力正当性根源于自然权利观念的音讯，昭示了近代中国思想家们修改和重建国家权力正当性理念的运思方向。

　　所以，尽管在主观上的确希望稳固传统的帝国权力正当性理念的早期变法人士，却与后来高度自觉地要修改和重建国家权力正当性理念的人们一样，遭遇到了自诩为传统的卫道士们的批判：“变夷之议，始于言技（指魏源、冯桂芬之主张），继之以言政（指薛福成、郑观应之主张），益之以言教（指康有为等人之主张），而君臣父子夫妇之纲，荡然尽矣。君臣父子夫妇之纲废，于是天下之人视其亲长亦不啻水中之萍，泛泛然相值而已。……悍然忘君臣父子之义，于是乎忧先起于萧墙……而隶卒优倡俨然临于簪缨巾卷之上。” 这些卫道士们的嗅觉是十分灵敏的，他们知道要想真正稳固满清的统治，就必须要铲除各种“无父无君之邪说”，就必须要使沿袭数千年而不变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不受动摇，也就是要坚决守护传统的帝国权力之正当性理念。为此，他们强调“必须修明孔孟程朱四书五经小学性理诸书，植为根柢，使人熟知孝弟、忠信、礼仪、廉耻、纲常、伦纪、名教、气节以明体，然后再习学外国文学、言语、艺术以致用。” 张之洞在谈到“变法”时特别申明：“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法者，可以适变也，不必尽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夫所谓道、本者，三纲四维是也……若守此不失，虽孔孟复生，岂有议变法之非者哉？” 在论述中学、西学之“会通”时，他仍然强调“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不必尽索之于经文，而必无悖乎经义。如其心圣人之心，行圣人之行，以孝弟忠信为德，以尊主庇民为政，虽朝运汽机，夕驰铁路，无害为圣人之徒也。” 这就是著名的“中体西用”学说，从这个学说我们不难看出，在张之洞这样的体制内儒臣那里，一方面在越来越不利的国际国内形势的促动下，不得不推行经济、法制乃至政治的改革；但另一方面，他们又主张强化国家权力，以国家权力推行政治经济等诸多方面的改革，而特别强调儒家伦理，而对以个人权利主张为内容的“民权”说加以坚决反对。之所以坚决反对，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这样一个事实，“民权”说恰恰是与当时势头越来越强劲的君主立宪主张、开议院等若合符契的，而直接威胁到作为满清政治权力正当性来源的儒家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