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词分析同时具有正面的和建设性的意义，这一点显而易见。本书关于国、家、刑法、律、公法、礼法、自然、礼、义、利、公、私以及治人与治法等概念的分析可以为证。然而，字源的考证与字义的辨析既不是所谓语词分析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它们只是帮助我深入不同经验世界的一些必要和有效的办法罢了。一个与此相关的问题是，这种借助于语词去了解他人的观念，进而深入不同经验世界的作法，是否就是历史家们常说的使自己置身于另一个时代，依当时人的概念和观念而不是我们自己的概念和观念去思考？据说，只有这样才可能确保历史的客观性。但这显然不是我所要追求的目标。上面的讨论业已表明，这种所谓历史的客观性乃是虚妄的，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脱离开自己的“视域”去观察和了解世界。因此，问题就不简单是怎样丢弃自己（它既无可能也无必要），而毋宁是如何在置身于某种历史视域的同时，既超越自己固有的视域，也超越此一历史的视域，并通过此二者之间循环往复而又富有成效的对话实现某种更高程度的统一。语词分析的重要性在这一点上也表现出来。当然，它的内容在这里远不止于对字词的考辨，而是包括对我们惯常使用的许多似乎具有无可辨驳之普适意义的概念、范畴、分类、原则乃至学说的重新审视。由于概念和范畴（更根本地说，语言）是我们观察和认识世界必须依靠中介，这种知识自觉意义上的语词分析就成为理解的先决条件。又由于这里对语言的重新审视是借助于各种特殊经验（各种不同的视域）来进行的，最后达致的结果就可能是富有新意的。

　　解释学的立场如此强调认识活动中的主观性，以至否认有那种外在于人并且与人类认识活动全然无关的所谓“客观实在”，这是否意味着解释活动无所谓客观性，解释的结果无从衡量，因而解释也可以任意而为？应当承认，解释性知识不像科学知识那样可以累积性增长，毋宁说它更接近于艺术性知识。“诗无达诂”，解释的可能性也是无限的。不过，解释有好坏和优劣的差别，“对于任何事物——一首诗、一个人、一部历史、一项宗教仪式、一种习俗、一个社会——一种好的解释总会把我们带入它所解释的事物的本质深处”。（吉尔兹语）在吉尔兹那里，好的解释不但是层层深入和论辩巧妙的，而且是具有客观性的，他通过使符号形式的分析尽可能紧密地与具体的社会事件和场合，即普通生活的公众世界联系在一起，来抵制主观主义和神秘主义。吉尔兹所提示的原则也适用于历史研究，只不过，历史研究不大可能建立在直接观察上面，所以，历史解释的客观性部分要靠坚实的材料来保证。当然，材料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意义只能通过解释得出。同样，遵循那些材料运用中最起码的规则只是防止任意妄为的基本条件。这些规则并不能告诉我们选择什么样的材料和怎样组织这些材料。在80年代，甚至直到今天，我们经常能够看到那种语录式的文化研究，即从一些历史人物的思想和言论出发去构想所谓中国文化。这种方式的解释，即使合乎语词解释的规则，也注定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文化乃是内涵丰富的复杂整体，而思想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况且一种言论或者思想的含义经常不很确定，同一个人的言论和思想也往往前后不相连贯甚至自相矛盾。结果，这类研究引致的混战和造成的混乱几乎无限地超过它们可能取得的成绩。本书小心地避免落入这种陷阱，尽管它同时也非常重视历史上的思想。我采取的办法是，把思想史的材料同制度史以及稍低程度上社会史的材料放在一处，在其中寻找共同的东西；探查同一时代各主要思想派别争论的问题，看它们所争的是什么，不争的又是什么；追溯那些在历史上长期困扰和激动人们的主题，看在无数细小和重大的变化之中，可有什么是不变的很少变化的。在我看来，那些共同的、不争的和不变的，即是这文化中埋藏较深也较具恒久意义的东西。这里，强调学科的和材料的分界是没有意义的，器物、思想、文字、言辞、事件和行为，所有这些都是符号，问题只是如何通过一种好的解释把它们连缀成一个有意味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