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次令人难忘的经验。虽然我一向不缺乏自省意识，但像这样把自己的研究对象化，然后以多少是系统的方式去研究它，在我还是第一次。这种作法的真正意义，不在于一个人能把自己的学术实践“拔高”到什么程度，甚至，也不于这种实践对于现有的理论可能有什么样的贡献，而在于研究者有可能通过这种自我研究真正了解自己的工作，了解这种工作的性质，知道它的力量所在，同时也意识到它的局限性。因此，虽然“法律的文化解释”一文引用了哲学解释学、文化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等各家观点，我却并不在意自己的研究是否或在多大程度上合乎这些理论，我更关心的是这些理论的说明力，是它们本身的合理性和说服力。在完成了这番探究之后，再回过头来看自己的研究，可以发现其中的许多问题。比如，意识到自己的“解释”立场，并对所谓“解释”的意义有了更深的认识之后，我会注意到，过去我对于自己的立场并不总是有充分的自觉，因此，有时我所犯的错误，正是我批评的别人常犯的错误。这意味着，我的工作还有改善的余地，而且，如果所谓“文化解释”的方法确实具有我所认识到的那种合理性的话，它也应当被用来分析更多的个案。当然，也有相反的情况，即透过理论更清楚地认识到特定研究方法的有限性。任何理论都是有限的，就好比任何角度都只能触及事物的一个方面一样。一个理论最具特点也最有力量的那一点，恰好也标示了它的限度。在这一意义上说，一种理论的合理性不在其本身，而在其运用，在于它是否在适当的地方得到适当的应用。“文化解释”的方法突出“意义”和“解释”，反对流行的功能分析和肤浅的科学主义信仰。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功能分析一无是处，“文化解释”所反对的，毋宁说只是功能分析的滥用。在以往的研究中，我并未排斥功能分析，我只在特定场合更强调文化，更强调意义。人创造了文化，同时又为文化所塑造，人在根本上是一种文化动物。既如此，我们就不可能离开文化、符号和意义去谈论人、理解人。在“法律的文化解释”文中，我对这一点认识得更加清楚了。但也是在同一篇文章里，我谈到了任何一种理论和方法都固有的局限性。我承认，文化分析的方法并非唯一可能的历史解释，它只是我们观察世界的许多方法中的一种；文化解释与社会学的分析可以互相补足，进一步说，任何一种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与之相应的范围和限度之内都是有效的分析工具。这种看法在根本上源于对人类经验和认识的有限性的体认和确信。因为有这种确信。我不可能盲从任何一种大理论或元理论，更不至于狂妄到认为自己能够创造或者掌握这样的理论。相反，我乐于承认自己的局限性，并且不忘经常地反省，看自己是否过度运用了某种分析方法。同时，我也会注意其他分析方法的合理性，而不是固守一端。这样作不是讨巧，也不是和稀泥，如果破除学科的界限，综合地运用不同的方法，有助于提出更有意思的问题，加深人们对世界的了解，我们有什么理由不这样作呢？我说这些并不是空发议论，而实有所指。《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虽然注意到了文化的分层，甚至强调了比如“君子”的文化与“小人”的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视之为理解文化性格的重要线索，它的主要注意力还是在国家的、士大夫的和精英的层面。这当然很重要，国家的、士大夫的和精英的文化毕竟是居于主导地位的传统，它对于下层民众以及民间文化的影响力不容忽视，而且，运用文化解释的方法来分析这一主题显然也更为恰当。问题是，讨论中国文化或者法律传统，只关注上述“大传统”是不够的。同样，要了解真实的人类世界，只谈论文化和意义也是不够的。人的生活同时包含了精神与物质的不同方面，这些方面无法完全分离开来。法律也是如此，它不仅表达意义，而且也解决问题。

　　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中，我用了不少篇幅来讨论所谓“民法”问题。我不同意关于中国古代法的某些简单化说法，如谓中国古代法“民刑不分”，古代民法不发达，或者，古代法典都是刑法典。这些说法貌似有理，实际都暗含了一个假定，即民法和刑法的分类普遍存在于不同的历史和文明当中。如果再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在这一假定后面找出更多的普遍性的假定，而正是这些假定，把中国历史弄得面目全非。我试图证明，即使中国古代法中有一些类似民刑之分的区分，它们所依循的标准和根据也是完全不同的；而除非了解了古代法的基本精神，我们又不可能了解那些标准和根据，不可能真正了解那些区分。我还试图证明，在中国文化的语境或者逻辑中，“民法”或者“私法”这类语词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中国历史上不仅没有产生“民法”，而且不可能产生“民法”。我相信，在整个论说过程中，有一些新的东西被揭示出来，尽管我现在并不完全满意当初的论证。问题是，这种否定式的论证较少正面地涉及历史上存在的东西，也没有能够真正进入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考察当时人们用来满足其需要的制度手段。对于一项旨在全面了解中国古代法传统的“事实研究”来说，这几乎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遗漏。我没有理由因为主张中国历史上没有所谓民法，而把大量的法律材料弃置不顾。如果说，当初我所以把重点放在“大传统”上，除了材料上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文化解释的分析方法用在这一领域最为恰当，那么现在，要丰富和完善这一关于中国古代法传统的“事实研究”，我必须走出“大传统”，同时重新检验我的方法论。这个想法在我完成“法律的文化解释”文时就已成熟，并且在不久之后被付诸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