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我曾经以“读书、教书、写书”为题作过讲演。这个题目是我多年生活的写照。现在，我暂时不再教书，但仍在读书和写书，实际上，我可以永远不教书，甚至也不写书，但不能不读书。我的一位旧友说他的愿望是作一个思想家，而我，只要作个读书人。这是一个很小的心愿，也是一个很大的愿望，因为它需要我毕生去争取和维护。我很惭愧，并不是因为我有这样一个不起眼的愿望，而是为自己读书太少。我这样说，绝非谦虚。我年少时求知心切，苦于无书可读，现在坐拥书城，却少有读书的时间。对我来说，读书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由的阅读，一种是有目的的阅读。前一种阅读是无功利的，随心所欲的，后一种则是目的明确的。我说的“少有读书时间”指的主要是前一种情况。这些年，我读书大多是为了写作的目的，虽然在此过程中也能学到不少东西，但失去的可能更多。我已经讨论过思想与写作的关系，这种关系同读与写之间的关系有联系而且很相似。随心所欲的阅读是令人愉快的，但是长时间地沉浸在这种状态中可能使人的思想过于散漫，既不能集中也难以深入，相反，功利性的阅读产生效率，但要是没有自由的阅读来调剂，思想会变得僵化，读书也可能失去乐趣而成为一种负担。显然，两种阅读以及读与写之间应当有一个适当的平衡。一个与此有关的问题是，通过读书积累知识，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具备了著述的条件？有的人学富五车，文章传世，就是写的太少。有的人喜谈大问题，喜作大题目，但是这些问题和题目显然超出了他们的学识和把握。我们会为前一种人感到惋惜，为后一种人感到遗憾。但我们仍不能确定知识积累与写作之间的适当的度。我只能说，知识积累的数量与研究深入的程度之间并没有固定的联系。如果一个人已经具备了写的基本条件，写得好坏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写作者运用知识的能力，而不是知识的多寡。因此，能力的训练和培养，是一件比简单地积累知识更要紧的事情。

　　学会用学术的方式思考和表达，需要长时间的训练和积累。在我们写出第一篇成熟的东西以前，有一个长期的不为人知的学习和思考的阶段。这个道理，讲出来大家都容易明白，但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一定都按照这种道理行事。通常看到的情况是，一个新秀斩露头角，引起大家注意，于是，各种稿约、邀请和（最后是）采访纷纷而至，人们似乎认为，一个人的第一本书或者文章好，他（或她）的第二部第三部作品一定也好，不仅如此，人们还经常以为，一个人学术文章作得，随笔杂文也一定作得；书斋里有成就，媒体上也一定表现不凡。结果，一个凡人必须变得无所不能，否则就没有办法满足社会的要求。对一个学者来说，这种情形是一个很大的诱惑，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除非能够适可而止，他（或她）可能不再是一个学者，而变成一个社会活动家或者其他什么家。当一个人到了没有时间读书，也无暇思考的时候，他（或她）如何保证自己的学术水准呢？我这样说并非主张学者应当完全拒绝外面的世界。其实，成功带来的“外部效应”对一个学者并不简单是一件坏事，相反，没有人可能交流，终日枯坐书斋，最后会让人窒息。两方面的事例我都见过（其中尤以前者为多）。我自己的经验是，一动一静，两个极端均不可取，若能在动与静之间取得一种适当的平衡，就能同时在两方面受益。我曾经提到来到北京和进入知识界对我的积极影响，都是着眼于动的方面。因为能参与各种学术活动，也因为与外界交往扩大，不但机会增加了，眼界也扩大了。很难说我的思想发展和学术选择哪些是坐在书斋里构想出来的，哪些是在与外界的各交往中被刺激和激发出来的，只能说，没有书斋以外的学术经验，就不会今天的我。因此，问题不在于应当选择动还是静，而在于如何保持动与静之间的恰当平衡。自然，这也是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我的基本原则是：不了解的事情不谈，费时多受益少的活动不参加，没有实质意义的事不做，不要让自己太委屈太勉强，该说“不”的时候就说“不”。当然，有许多活动和事情并非无益，我所以放弃它们只是因为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