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20年律师人数的增加，由量变而产生质变，对于律师职业会产生具体的影响，大致有下列的四、五种重要的现象（黄旭田，2001）：

　　1.律师事务所规模产生变化：以往律师喜欢单独执业，到了2000年前五大律师事务所合计律师人数为151人。

　　2.企业内律师的出现：2000年台北律师公会，已有23位律师服务于企业组织，企业内律师日渐普遍。

　　3.专业性事务所的出现：量变而后质变，在积极竞争的情形下，专业化逐渐明显，税法律师、房地产律师、著作权律师、科技律师等等，都是专业律师事务所新标榜的方向。

　　4.异业结合的职业型态：律师会与代书合作，律师会与会计师合作，说不定未来律师又会与工程师合作等等。

　　5.外国律师来台开业：进入WTO后，外国律师亦可在台开业，对本国律师构成挑战。

　　回顾台湾光复后司法改革的历史，其发动者主要分官方主导、体制内异议者与民间主导等三个不同的路线，其中民间部分主要是由律师来推动的。由于律师身处民间，参与法律诉讼与法律实际纠纷解决问题，所以比较容易对于现存的司法制度提出一些改革的建议，所以台湾民间司法改革的力量，主要由积极主动的一些律师来推动。在这种情形下？台湾的律师能否扮演前述曼海姆所强调的“自由翱翔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呢？首先它必须避免专业团体的自我封闭化。历来对于专业团体的研究显示，专业团体一旦形成社会优势阶层的时候，很容易形成自我封闭的排他性的组织。因此，台湾律师团体如何避免在形成专业化社团、拥有共同价值观、拥有专业执照与专业知识之后，过度自我利益取向，无法继续在国家与民众之间做好中介者的角色的情形（Rueschemeyer，1973），是台湾律师专业团体相当具体的挑战（林端，2001）。

　　律师的社会角色本身充满了冲突，一方面要维护当事人的权利，二方面也要促成普遍法治的落实，一方面要收取服务的费用，二方面要兼顾公益的目的，这种角色冲突的现象，常常在律师身上出现。尤其在传统法律文化讼师与司法黄牛的阴影之下，台湾社会大众仍然不够信赖，对律师的角色存有不少的批评，包括：宪法意识薄弱、知识偏狭、专业不齐、不够敬业、缺乏社会服务、风纪不佳、报酬不合理、公会不彰等（高瑞铮，1998：3-7）。针对这些问题，无论律师考选制度的改革、律师职前与在职的教育的加强、律师专业伦理的确立、律师自律功能的发挥、律师惩戒制度的落实，还有律师评鉴制度的建立等等，都是相当重要的。过去数十年里，台湾律师在反对党运动、司法改革、妇女、消费者与环保等社会运动中，都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未来能否有一步的发展，值得大家拭目以待。

　　五、 台湾法律与社会弱势团体

　　前面的讨论，提及一旦问台湾民众“法律制度是否对富人与权贵较有利” 时，1985年台北市相信的人有41％，台北县的有49％，十年后全台调查的结果，攀升到78％，可见民众对法院审判的公正性的确相当缺乏信心，尤其研究显示，在台湾经济发展后，社会贫富差距正在逐渐加大中，此时法院如果还是给人为金权而服务的印象，无法以法律来济弱扶倾，将会离“人民的法院”的理想越来越远。

　　长久以来，冲突学派的法律社会学家一直在质疑（Turk，1976）：法律是否能够公平地为社会中各阶级的民众所使用？他们一再追问：法律保护了谁？法律是谁的武器？法律是否只是优势团体的武器？法律是否真正能够协助少数族群、女性、青少年、身心障碍者等社会弱势团体？现代的法律是专家的法律，常常像“黑盒子”一样，既抽象枯燥又神秘难解，因此如何理解法律、认识法律与接近法律，就变成现代法律能否有效发挥作用的重要关键。法律是社会治安的最后一道防线，本来就是为了排难解纷、济弱扶倾而存在，但“黑盒子”一般的法律，常常成为社会优势团体、高教育、高收入、请得起律师或法律顾问的人，拿来对付社会弱势团体的武器。因此，法律社会学家会强调“徒法不足以自行”，对于社会弱势团体的法律保障，不是修改父权式的法律就可以完全奏效的，还必须为社会弱势团体提供进一步的配套措施，如“法律咨询”、“法律扶助”以及“法律普及化”等措施，加强社会弱势团体的法治教育，让社会弱势团体可以毫无障碍地接近法律，进而凭借法律来保障自己的权益。